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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油门!我们得走了!”
每个德国士兵都受过车辆驾驶的培训。我在波兰的时候就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我遵照命令坐到了这辆俄国卡车的驾驶座上。在我面前的仪表板上的仪表的指针都无一例外地向下指着。仪表板上还有几个按键和一些看不懂的俄文。工程兵们将这辆卡车拴在一辆马克4型坦克的后面。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但我必须要把这辆卡车发动起来才行。我想过从驾驶室里出来对大家说我不会开这种卡车,但担心会被派去执行更困难的任务,甚至是被留在后面,这些想法让我没有勇气这么去做。
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不能把这辆俄国卡车发动起来的话,我会被那些布尔什维克们抓住的。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我疯狂地在仪表板上拨弄着上面的装置。接着我突然看见了恩斯特。他正在找一辆可以搭载的卡车。我突然感到自己得救了。
我向恩斯特喊道:“恩斯特!过来,我这里还有位子!”恩斯特高兴地坐了进来。
恩斯特向我说:“我都打算坐在坦克后面了,谢谢你。”
我用一种乞求的口气向恩斯特说:“恩斯特,你知道这个该死的玩意儿怎么开吗?”
恩斯特对我说:“你居然坐在这里却不知道怎么开!”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解释了。前面负责拖我们卡车的坦克已经发动起来了。我们手忙脚乱地试图找到发动卡车的装置。一个坦克手从炮塔站出来向我们示意卡车的启动需要和坦克同步进行,以使得卡车后厢里的伤员少受一些颠簸。恩斯特推了一把仪表盘下面的把手,我们立刻感到了卡车发动机的颤动。我踩了踩油门,卡车的引擎发出几声响亮的嘭嘭声。
外面的那个军官向我喊道:“轻一些。”我向他笑了笑并点了点头。随着牵引我们卡车的钢缆变得越来越紧,我们也加大了油门。我们到底该开多快?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不会往后面走了。这辆重型卡车随着前面的坦克猛地离开了原地,卡车后厢里传出了一片呻吟声和叫骂声。
后来在战争结束我回到法国的时候,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指导我如何开一辆雷诺卡车。他当时颐指气使的态度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远洋货轮的船长似的。我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一次荒谬的驾驶课,并最终得到了一张宣布我胜任驾驶工作的粉红色卡片。我没有向他解释我在俄国曾经在一条更像是河流而不是道路的地方开过卡车,而且那辆卡车是被拴在一辆巨大的坦克后面一路颠簸着走的,当时我随时都感到我们的卡车会熄火的。
从顿河到哈尔科夫(8)
那个家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我的。只有胜利者才有权利讲述历史。而我们这些失败者,则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懦夫和下等人。失败者的回忆、恐惧和情感是不该被铭记的。
我们第一个夜晚的撤退被随后到来的降雨弄得更加艰难。恩斯特和我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让卡车能够跟在坦克后面。如果没有坦克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俄罗斯春天泥泞的道路中开出来。我们不时狠狠地踩着卡车的油门,感到卡车随时都有可能散架。坦克的履带已经将道路变成了很深的泥沼,随后到来的雨水又将这些泥沼变成了无处不在的泥潭。卡车的挡风玻璃完全被泥浆所盖住了。恩斯特出去试图把挡风玻璃上的泥浆擦去。
卡车的车灯由于泥浆的遮盖也失去了作用。在夜里我们甚至不能看到前面坦克的位置,尽管坦克离我们只有大约5米远。我们的卡车大多数情况都是与前面的坦克呈斜角状态前进的。我们常常被坦克强行拖回到道路上来。每次这种情况发生时,我都会怀疑我们卡车的4个轮子是否都还在。在卡车后厢的伤员现在都已经不发出声音了——也许他们都死了?
车队继续向前走,天亮时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极度憔悴。在夜里,我们的车队会拉开距离。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是否我们能够准时到达目的地了。我们前面的坦克会突然从道路上向右离开,因为前面的道路甚至连坦克都难以通行了。接着坦克会开上一片灌木丛生的路基,将挡在前面的所有灌木都压到地里。
我们卡车的4个轮子现在都已经成了4个大泥球,尽管卡车引擎还在无力地转动着,但卡车的动力完全需要依靠前面的坦克。然后车队又会突然停了下来。这是我们离开顿河后的第二次中途停车。我们在先前只是在晚上停下来补充燃料。那些坐在坦克后面的倒霉蛋们的屁股一路上都被坦克炙热的引擎“烘烤”着,而他们身上其他的部位则浸透在冰冷的雨水里。一场几乎打起来的争吵在一个工兵指挥官和一个坦克车长之间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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