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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气不过，就去找《台湾日

报》理论，但一发不可收拾你等着看晚间新闻吧！”

晚间新闻。朋友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一大伙人，边吃西瓜边看电视。荧

光幕上现出《台湾日报》社内满地的文件，倾倒的桌椅、扯断的电话线。播报员以

极富权威感与客观性的职业声音解说“暴民”如何如何固顾法纪、受民进党的煽动，

而作出危害社会大众的可耻事情。暴动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丢下西瓜，激动地说：“台湾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进党这么无法无天，

得寸进尺，简直是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都关起来呢？”

“对呀？对呀！”一嘴金牙的婶婶也愤慨起来：“他们可以打报社，也可以打

到我家来呀！他们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

电视记者继续说：“这些暴徒，政府有决心要绳之以法”。

记于一九八七年八月

视大奖·必藐之

——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

每年的十月前后，总有中国人在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不会颁给中国作家？

即使不是十月，诺贝尔奖这个透着金光的大苹果也常常挂在中国作家的眼前。有人

指责瑞典人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中国文学；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学，说中国作品根

本就还不够资格得这个世界大奖。大陆的诗人北岛就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还得十

年、二十年之后才可能成熟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地步。

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闪着金光的大苹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负责评选文学奖的，是十八位瑞典学院的院士。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汉学家，马

悦然教授。去年他受邀参加在上海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由北京的中

国作协主办。会议期间，马悦然成为中国作家的焦点：冲动的人向他抗议中国作家

受到忽视，深沉的人对他下特别的“功夫”，为将来铺路。马氏去年在台湾受《联

合报》访问时，记者所提的重心问题也就是那么一个：中国作家哪年哪月可以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

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好像整个大中国的文艺界都在热切地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

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奖，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 ※ ※ ※ ※

先让我们看看它产生的过程。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荐信必须交抵瑞典学院；

大学文学系主任、各国笔会、历任诺贝尔奖得主等等，都有推荐资格。十八位评审

中的五人小组立即开始初选，从通常的一百五十个到两百个的候选作家之中挑选五

位到十位的作家进入决审。十八位评审——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师，其他是

文学教授或评论家——从五月开始作“功课”，九月开始讨论与辩论，十月的某一

个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们最后的决定。

“为什么是十八位？九票对九票，怎么办？”

“本来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语中，‘十七’的发音不但难听，而且跟诅咒的话

音似，所以决定要十八位。我们从来没碰过九对九的情况，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

签决定。”

抽签？那岂不表示一个诺贝尔奖有百分之五十是运气。语言，是最难克服的问

题。一个以西藏文或某种非洲偏僻方言创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机会让西方读者注意

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译成英德法等所谓“主要”语言，这些作家，不管如何优秀，

都不太有得奖的可能。相反的，一个以英文创作的作家，只要他写得好，不费什么

力气就可以成为世界瞩目的明星。十八位评审当然也了解语言的重要。除了母语瑞

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种文字，其次，有的人懂东欧语言，有的人通西班牙、

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这样的分布仍旧不能解决语言的障碍。

“我们能够倚赖的，只有翻译。在已有译本的情况下，译本的好与坏影响很大。

在上海开会时我曾经说过：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的中国作品简直是谋杀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