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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投降得过早，德国原可得到荣誉和和平的，战后也原不会出现混乱，不会出现共产党夺权的企图，不会有通货膨胀，不会出现经济萧条。“这一次”他说，“我们切不可在午夜前５分钟投降！”

１月３１日，希特勒醒来后便听到一条惊人的消息：苏联坦克跨越过了奥得河！这样，在敌人和柏林之间再也没有大的天然屏障了。３天后，柏林遭到自开战以来最惨重的轰炸，这又加剧了惊慌情绪。前来轰炸的美机几乎有千架之多，把市中心几乎夷成平地。受害者中就有人民法院院长罗兰·法顿斯勒——其时，他正在审判７月２０日阴谋分子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现在，法顿斯勒已高挂在一根巨梁上，死于非命，腋下还紧夹着施拉勃伦道夫的罪证卷宗。“上帝的法术真是妙不可言”施拉勃伦道夫暗想，“我是被告，他是法官。现在呢，他死了，我却活着。”

他和另外两名被告被匆匆用小车送至盖世太保的监狱。时间还早，但因为烟雾弥漫、尘土飞扬，天空显得很黑。到处火光冲天。坐落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监狱正在燃烧，但它的防空洞却只受到轻微的破坏。当他打另一名犯人——卡纳里斯——跟前走过时，施拉勃伦道夫喊了出来：“法顿斯勒已经死了！”

这个好消息很快便在犯人中传开了。他们若走远，盟军便能在下一次审判前将他们解救出来。

在这次空袭中，希特勒的司令部也遭到严重破坏。次日，鲍曼向妻子描述了司令部的惨象：与外界断绝了通讯，无灯、无电、无水。“总理府前有一辆运水车，做饭、洗涮的水就全靠它供应！据缪勒告诉我们，最糟糕的还是厕所。这些打冲锋的猪猡们不断使用它们，可谁也没想到要带一桶水去冲冲。”

至此时，可以参加每天军事会议的鲍曼，用崎曲的方式，与元首建立了巩固的关系。论信任与恩宠，戈林，旋佩尔和希姆莱已不再是他的竞争对手，而戈培尔也终于醒悟到，他自己的影响力如何，要靠他与鲍曼之不稳定的联盟能否继续而定。

２月初，荣耀的最后标志降临到了鲍曼的身上。元首向他口述了一份政治证词。如帝国果真崩溃——他依旧抱有一线希望，即某种奇迹定会发生——他要作下记载，让历史知道他已差不多要实现他的美梦了。他要做遗嘱，这倒是有象征意义的。于是，２月４日，当布尔什维克已抵达柏林的大门口时，不知疲倦的鲍曼便开始记下希特勒为历史所作的关于错在何处的最后解释。他说，英国本来可在１９４１年初就结束战争的。“但是，犹太人却不愿这样做，他们的走狗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在那里阻拦。”

这种和平原可阻止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预，并且，在德国领导下，欧洲将迅速实现统一。犹太人这个毒瘤被消除后，统一就很简单。后方巩固后的德国便可实现“我毕生的雄心壮志，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存在的条件——布尔什维主义的消灭”英国人当时若深明大义，一切事情将会变得多么简单！但他们却不是如此。这样，他作为德国利益的保护人迫于无奈，便只好发动全面战争。

两天后，他又再次口述。“我们的敌人”希特勒口述说，“正在集中全力，准备发动最后一次进攻。”

这是最后１５分钟了。情况已异常危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极不适宜的联合，是仇恨和嫉妒建立起来的联合，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恐慌巩固起来的联合。”

这种要消灭帝国的愿望令德国只有一个选择：战斗到底。“最后的哨声不响，球赛便没有完。”

倘使丘吉尔突然失踪，一切事情都会在眨眼间改变！他痴人说梦，大声地说，英国的贵族有可能向后转。“我们仍可取得最后胜利！”

除鲍曼外，这些日子里他见得最多的是最受他宠爱的建筑师赫尔曼·杰斯勒。两人常在一起，一呆就是几个钟头。有时，他们谈论建筑和布尔什维主义，或谈论艺术和西方盟国，或议论他之拯救欧洲，将它变为一个大统一体的梦想，或此或彼，一谈就谈到天亮；有时，他们会对着被灯光照得通明的新林嗣的大模型——新林嗣将超过奥地利的明珠维也纳——思考着、讨论着。林嗣是他的模范大城市，使他不断受到鼓舞。有时候，他竟把戈培尔从床上揪起来，用灯光向他表示，林嗣的早晨、中午、晚上该是什么样子的。他简直可说是青年时代的希特勒，是在向库比席克讲解重建后的林嗣的奇观时的希特勒。

（２）２月１２日，“三巨头”宣布，他们刚在雅尔塔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打败轴心国问题和未来世界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