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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比脑溢血要轻。我和大姐说是不是要采取些预防措施，以防止意外？程说只能注意观察，及时采取措施，病真要来，拦都拦不住。我对程大夫说，能不能多在这儿呆一天，这儿毕竟比观察室条件好。程说等会儿跟张主任商量一下再答复你。

稍过一会儿，张主任带着病室仅有的4位大夫从楼上下来，进了ICU。我和姐站在门口等着。约有十五分钟，他们出来了。张主任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地对我们说，武汉桥神志清醒，四肢能活动，一切正常。又不无夸张地说，这下可放心了吧。又说你们想让武汉桥在ICU多待会儿，可以，就今天下午或明天再转移到三楼吧。我和大姐舒了口气，连声道谢。到现在为止，心算是放到了肚里，汉桥基本上逃出了死劫。给岳母和父亲报告了情况，让他们放心。我想到，刚才张主任能带着全部医生下来到ICU去查看，又带着笑容，这一切都应是“神”的作用。

刚才正在记录（8时38分），许大夫打来电话，说刚看到信息，以为有了什么事情，刚才问过了，没有什么事呀！他的语气欢快而轻松。我说，许大夫，我们是慕名而来的，昨天晚上我们一夜都没有休息，守在门口，太焦急了。你的经验多，要给他们多指点多指导，千万不要再出现意外情况了。许说根据目前情况来看，不会再出现什么问题的。我说你的手术是很成功的，就是手术之后出现了新情况。许说这种意外是每一个大夫都可能会遇到的。

接过电话，正好朱大夫往外走，说情况很平稳，就是神志弱些。我理解就是说话少气无力。朱大夫说是手术太大，还有待进一步恢复。还说隔离室条件还是好得多，安静，而且宽敞，消毒也好。我又对朱大夫说，像她这样的病例少，还是应把问题考虑得复杂些，超前些，万万不敢麻痹。朱大夫说在5——7天时可能要出现水肿，病人要难受，还要用些药促使早点恢复。

本来和大姐商量都去休息一会儿，我让大姐去金姐家休息，上午我在这儿，下午让她来接替我。后来大姐说回去也没啥事，就在这儿等吧。我说咱俩人最好还是不要挪窝，还在这儿守着。我们在这儿，汉桥都能感觉到。另外，大夫们过来过去看到我们，对他们都是一种影响。

大姐说今晚都不要在这儿了，要相信医生。我说下午再说吧。姐说你去买凉席吧，万一晚上在这儿时用。我说我的凉席在暖气后边塞着，随时都能用。

大姐昨天一天未吃饭，早上6时半，一起到街上吃饭　，她只喝了一碗豆浆，吃一片面包，说放心不下，就一人先回来。

拆烟囱的电钻声如雷霆怒吼，震得耳朵轰轰叫。我们来的时候好像是刚刚开始，现在拆有三分之一。医院本应是个安静场所，却日日被噪声包围着。楼下也在响，地板在颤动，好像是从下面往上打钻。我下到二楼，果然见到有人拿着电钻在向天花板上钻眼。房子里还支着许多支架，竟是个工地。我对他们说，你们能不能声音小点，上边有危重病人。他们用莫名其妙的目光看着我，照打不误。我又喊了几声，他们毫不理睬。想想，自己太天真了，人家怎会因你一个病人而停下工程呢。唉！这个医院简直成了个大工地了。　。。

杨晶为啥不来看我哩（3）

在“烽火台”的值班岗上，一直是那个妇女在值班。她三十多岁，微微发福的身材，长着一幅企鹅一样丰满而白皙的脖子。她用道地的北京腔和几个男女说笑逗乐。他们像一个玩笑沙龙，时不时就扎成了堆。他们吃着瓜子，唠嗑着北京的天气和医院里的新鲜事，说了就开心地笑。有时一个很平常的事，他们就能乐半天。男女之间你打我一巴掌，我拧你一指头，玩得可得劲。他们就好像是神仙的儿女，没有一点尘世的烦恼，因而无从体会到我们的心情是多么的沉重，多么的惶惶不可终日。

上午，我和大姐大多时间或蹲或坐或站在ICU的门口（倒很像两只忠实的看家狗），一有神外的医生进去出来，我们就及时地询问情况。当门打开的时候，我们像个长脖雁一样向里探望，希望能看到汉桥。时间一分钟一分钟，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每过去一段时间，我和大姐的心里就松快一些，因为张主任说过汉桥的危险期为24个小时。

上午，我和姐在门口守候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今天下午可以探视。在ICU门上贴的规定里，明写着星期二、五下午的15时30分——16时是探视的时间。这个发现令我和大姐激动不已（我把这也理解为了我们的运气，当我们再次渴望见到汉桥时，上帝就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见到门上还贴着进入必须戴口罩的告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