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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对我们自身成功的满意。

那天晚些时候我第一次会见了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这位社会主义者。我们讨论结束时我得出的结论是，他比我的影子内阁中某些成员的社会主义思想要少得多。这两点印象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然而，我们对工会问题的看法确实并不一致。赫尔穆特·施密特根据德国的经验，无法理解我们在英国为何不直接把全部工会领袖召到会议桌前明智地解决问题。我指出由于战后英国占领当局对德国工会结构所进行的改造，减少了它们的数量并使它们建在产业基础上而不是行业基础上，他的想法在波恩具有实际的可能性。在伦敦召开这样的会将需要一个小型体育馆。（就我所知，上属改造应归功于保罗·钱伯斯，他是同盟国占领时期管理德国西部的管制委员会的英国成员：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认识他。）我很想补充说，多数的英国工会领袖和他们的德国同行不一样，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的兴趣至少与对敏感的工资的讨价还价一样大。但是我决定这一点可以国待另一场合去谈。

东道主基督教民主联盟为我安排的午餐时间较晚。3位德国名人出席了午餐，他们是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和下一年联邦选举的总理候选人赫尔穆特·科尔，基督教民主联盟总书记库特·卞登考夫和——所有的人当中最著名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伟大的德国财政部长路德维希·麦哈德。我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曾经和赫尔穆特·科尔有过一些讨论。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和蔼可亲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具有本能的健全头脑。但是我们彼此不会讲对方的语言，因而我们的讨论多少有点停顿。然而，关于下一个10年，我们在主导欧洲政治的东西方关系问题上大体上所见略同。卞登考夫教授是一个具有博大开放性格的人物，过分口若悬河，极度聪明而且精力特别旺盛。他滔滔不绝地谈他的思想与见解，我很难插话。像我一样，他具有明白无误的决心，要在他的党重新掌权时，为政府制订一份严谨的经过慎重思考的纲领。路德维希·艾哈德此时已不再参加任何现实的政治活动，但是显然他听说过我的政见（和经济学观点）与众不同（这就是说与他本人的相似），足以使这次讨论具有吸引力。我很高兴地发现，这位前总理、德国繁荣的设计师，很有风度，十分精明。他问了我许多关于我的经济方针的尖锐问题，最后他似乎感到满意了。我觉得我在一次重要的导师辅导课中的表现良好J这3个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代表着德国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巨大实力，因而我离开时觉得我们这两个党都处在反对党地位但又都准备要掌权，有着很多共同之处。

第二年我进行下一次访问时是去参加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代表大会，关于这一点我早已叙述过，这次接待部分地证实了我的上述看法。但是我永远无法完全适应我在那里亲眼目睹的西德政治活动风格。接连不断的讲话者靠近话筒，离它一、二英寸远，对着它大声吼叫，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博得掌声的技巧看来是大音量的大喊大叫，以致所讲的话都消失在使用过度的话筒所发出的劈劈啪啪的响声中了。不论是保守党年会还是保守党中央总部的设备，都可能经受不住。

同时，在欧洲的保守主义政党和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之间继续进行着关于成立欧洲民主联盟的讨论。我力图说服对此不太热心的政党，它们的国家具有联合政府的传统，政治原则模糊不清，因此担心被看成右派。1976年12月我出访海牙去同荷兰政治家们进行会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对个人来说具有较长期重要意义的时机，因为在这次出访中我第一次会见了鲁德·卢伯斯，他是当时的经济部长，后来成为首相，我同他在后来的岁月中建立起一种相互有益的友谊关系。在那里我还向英国贸易商会发表讲话说：

我急切地希望……共同体内思想相同的政党之间有更加密切的合作，我当然知道历史在我们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不过，我确信在我们检查我们的政策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比我们在开始时所料想的大得多。

1977年6月我去罗马作了一次短暂访问。在这次访问中也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接触与讨论，特别是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赫赫有名的长者阿明托雷·范范尼教授、还有意大利最聪明有效的财政部长之一菲利波·潘多尔菲的接触与讨论。我的访问以与罗马教皇保罗六世的一次私人会见结束，这是我的第一次梵蒂冈经历。这些会见始终是严格和私下会见。我同教皇六世以及后来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讨论了北爱尔兰问题；约翰·保罗二世当选教皇在我看来始终是个天意，另外，我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