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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豪杰的汗马功勋，其实质不过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

因此，现代派诗歌完成了初期象征派诗歌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使新诗这个“逆子”在海外饱经沧桑后“回头是岸”。当然，现代派诗歌在继承古典艺术方面还不够深层次、多角度，手法有时不免生硬。但无疑，东、西双向的美学追求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拓开了一条立体天桥之路，这种精神本身就是东方色彩的。

端木蕻良与东北文化

端木蕻良的作品，从《鴜鹭湖的忧郁》到《曹雪芹》，都充满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端木蕻良可以说是东北作家群中真正具有大作家风范的人。东北作家群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和课题，但历来的研究主要偏于两方面，一是反日爱国，二是左翼革命。在大多数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萧红、萧军、端木蕻良，是与叶紫等人合写在一起的，因为“二萧”曾与叶紫合出过“奴隶丛书”。但东北作家群所提供的远不止这些，特别是端木蕻良的作品，为东北文学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绝好的范本。

逄增玉讲过端木蕻良有一种对“宏大叙事”的自觉追求。他把阶级、抗争的主题放在文化中进行考察，从家族史和民族史的角度，写出了东北文化的编年史，因此他的作品才被认为具有“史诗品格”。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密。端木蕻良正是怀着一种解密者的心态来书写东北文化的。

端木蕻良的小说把东北文化的真实图景展现在读者面前。东北人把中国的其他地方称作“关里”、“关内”，把东北称作“关外”。东北对关内了解比较多，而关内对东北了解则相对较少，正像中国了解世界，而世界不大了解中国。一般关内人心中的东北文化印象是粗豪、雄阔、胡子气、大男人主义等等。其实这些还只是表面现象。从端木蕻良的作品中，就可以明显感受到阴柔的一面，忧郁的一面，这同样是东北文化的重要内涵。东北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科尔沁旗草原》一开头就写从山东到东北的大逃难。山东是代表传统文化的“根”，东北文化将这种根理想化、诗意化，加以顽强的夸张的表现。这在作品中就是主人公之一大山所表现出的一面。东北文化的另一面又有一种强烈的放逐感。著名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唱出了这种放逐感。这是由于沦陷，放逐感得到了加倍的激发。其实未曾沦陷时，东北文化就充满了异乡感。瞿秋白的《饿乡纪程》等写到东北的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异域色彩。东北人不大看得起关内人，认为自己在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道德上的优势，所谓“劣根性”比较少。但这种自以为是的优势并未得到公认，因此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文化心理。朝与野，雅与俗，刚与柔，组成了复杂的交织状态。这也就是小说中丁宁的形象。丁宁与大山合起来构成了东北文化的一张心理图。东北人有时是大山，有时是丁宁；有时是张作霖，有时是张学良；有时是萧军，有时是端木蕻良。而东北文化的复杂也许正好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变迁的一个极好的标本。

端木蕻良的小说一方面在解析东北文化，另一方面自身也表现着东北文化，所以端木蕻良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应当是既属于东北作家群同时又超越东北作家群的，就像沈从文既属于京派又超越京派一样。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既是所在地域文化的代表，又是它的反叛。沈从文所竭力赞扬的湘西人的勇敢、粗野、原始的生命力，恰恰是沈从文自己所缺乏的。那么，端木蕻良身上什么是东北文化的，什么是超越东北文化的，无疑应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极有价值的课题。

俳句意境与中国古典诗歌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同属于亚洲三大文学传统中的东亚文学范畴，二者之间的交流影响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这种交流影响几乎在各种文学体裁中都有所反映，而尤以诗歌最为明显。仅从俳句来看，探讨它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对于研究两国文学上、心理学上乃至于哲学上的许多比较问题都是很有价值的。本文仅从意境的角度谈一点肤浅的看法。

俳句是日本传统诗歌中最为短小的一种体裁——只有五、七、五这样一共17个音，略相当于中国的竹枝词（14字）、归字谣（16字）或者五言绝句之类的“袖珍诗体”。它产生于15世纪，至今仍广为流行。由于形式上的限制，所要表达的感情、意念就必须是极为精炼的。否则，小而无味，就决没有流传于今的生命力。而维持这生命力的如蛋白质一样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它的意境。

意境历来是诗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