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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年先生：

我很有幸，小时候不做家务劳动，因为我有奶奶、有母亲、有姑母（她因孤寡常年住娘家），还有两个嫂子，家里有五位女性，所以家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活不用我做。这看来是福，但也留下“祸”：我后来成家，也不做家务，直到现在还是恶习不改，这是我很对不起夫人的地方。

星云大师：

现在社会上很重视环保，回想起童年，其实我小时候就有“环保”的概念。当时我看到路上到处是狗子的大便，就利用早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去捡狗子的大便，把它堆积起来，不但可以作肥料，还能卖钱。有时卖个几毛钱，甚至一块钱，因为生活艰难困苦，偶尔看到母亲没有钱买东西，我就把赚来的几毛钱掏出来给她，心里还得意地想：“妈妈，您看，我很有用吧，我能赚钱给您用呢！”

苦旅（2）

崇年先生：

您讲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我很有感触。我小时候，放寒暑假时，每天早上天刚亮时就被大人叫醒：“起来，拾粪去！”小孩子贪睡，总也睡不够。虽然困，也得起。特别是冬天，地冻天寒，北风狂吹，衣服穿得单薄，手都冻僵了。我那个时候拾粪没有“环保”观念，只是为了家里种地多积一点肥料。拾粪回来，大人要检查，看拾得多少。把拾到的粪倒在猪圈里做肥料，然后才能吃早饭。

星云大师：

农村里除了狗子的大便外，尤其早晚要放牛吃草，路上会有很多牛粪，所以我也会去捡牛粪。捡了就把它堆积起来，虽然年纪小，不过我懂得把它一点一点地用水搅和，再贴在墙上，晒干之后就可以当柴烧。牛粪不脏，也没有臭味，还可以卖个几毛钱。过去我一直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觉得难为情，现在环保意识抬头，我觉得自己童年所做，不但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是对环保的实践，同时也增强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不论什么人，只要对公益有所帮助，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崇年先生：

我们那里烧草，除庄稼杆外，孩子们要到野地去拾草，就是打草或搂草。拾草在晚秋和初冬，很辛苦，那时年龄小，又累又渴又饿；还有，早上要到海边拾海带——不是吃的海带，而是冬天用来烧炕的海草。这种海草，还可以用作苫盖房顶。前几年我在北京见到一座建筑，房顶用山东海草苫盖，说是有多么多么的高级。其实，我们老家这种海草房顶很普遍，多得是，因为村民大多买不起房瓦，只好自己拾海带，积攒起来，以备苫房之用。拾海带是在冬天，气候寒冷，海风又大，这些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星云大师：

说起世间的苦难，我很庆幸自己十二岁时就在南京栖霞山出家。栖霞山是十方丛林，家师志开上人是栖霞山的当家，在这里为我剃度，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兴白塔山的大觉寺。

六十多年前，我曾回到宜兴大觉寺，并在那里做过短期的小学校长。没多久就来到台湾，当时除了手上拎着一个手提包，其他别无长物。回忆起这段往事，也不怕你见笑，我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到台湾，距离三十六年（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只有两年。当时我脚上穿着鞋子，手里拿着一个手提包，走在路上，所有的人都朝着我看。我觉得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都朝我看？“二二八事件”不是已经过去了吗？难道还要再彼此仇视吗？后来我才慢慢发现，他们并没有坏意，只是看我好奇怪，怎么穿鞋子、拿手提包？哦！原来是这样。于是我把鞋子脱了，手提包也不要了，两手空空，跟一般的台湾民众一样，大家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但这样还是不行，因为我没有戴斗笠，于是又买了一顶斗笠戴起来。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决心要融入台湾社会。

苦旅（3）

崇年先生：

其实，我刚从山东乡下到北京上学的时候，也遇到相似的情况。我说话带口音，被同学嘲笑。怎么办？学吧！学北京话。不然，同学就叫你“老西子”。为什么叫“老西子”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我是山东人，阎锡山是山西人，一东一西正好对应；一个我和阎锡山都姓阎，于是同*想，就叫我“阎老西子”。不怕您笑话，前不久，我们小时候的同学聚会，有的五六十年没见面，初见面想不起名字就叫绰号“老西子”，听起来还蛮亲切。当然，我拼命学北京话，慢慢地说话不带乡音，和他们一样，穿着也和他们一样，就完全融入老北京同学中间了。

星云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