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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革五人小组”。“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18日，“专在字缝里找文章，把经念歪了”的林彪在会上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党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31日，陈伯达代表中央宣布撤销吴冷西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

5月16日，戚本禹发文诬陷邓拓“是一个叛徒”。同日，北京市委即派人通知邓拓在家停职反省。邓拓对夫人丁一岚说：“我的历史问题相信党组织会弄清楚的。”次日夜，邓拓在给彭真、刘仁（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写的信中说：两个栏目中“我写的文章合计171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而对于批评他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最后“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他希望孩子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就在林彪发表“5？18讲话”那天的凌晨，邓拓在寓所服药自尽。

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里，吴晗的家人常常被“深夜里猛烈砸门声惊醒”，小儿子吴彰回忆说：“（我）老是吓得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不久，吴晗进了劳改队，“他的身上总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1968年4月，“妈妈也被送入劳改队”，后双腿瘫痪。1969年3月19日，11岁的吴彰跟着15岁的姐姐吴小彦去太平间看已于前一天去世的妈妈，“妈妈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1969年10月11日，吴彰和姐姐被带到一家医院，他们没能最后看上爸爸一眼。姐姐哭着问，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在场的人说因为昨晚没找到他们。而姐姐因为去要爸爸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后来也被抓走，1976年9月23日，刚满22岁的吴小彦含恨死去，而几天之后的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文革”结束。

由邓拓、吴晗之悲惨，可以想见唯一幸存的廖沫沙又是怎样忍受活着的艰难？

“三家村”的厄运使全国大批干部、群众蒙受株连，就连玉门关外的敦煌，也成了“三家村在敦煌的分店”。因出版三人作品的北京出版社被砸，全社人员被下放。《海瑞罢官》主演马连良于12月含冤致死。导演王雁死里逃生，直到1979年下半年，为纪念吴晗逝世十周年，北京京剧院重排《海瑞罢官》时才平反。

1980年7月，廖沫沙在《忆邓拓》的序言中写下：所谓“三家村”的冤狱和邓拓、吴晗同志的牺牲，不过是一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而已。

的确，在这一年没人知道翻腾的四海，震荡的五洲里有多少兴风作浪的虾兵蟹将，有多少倒海翻江的魑魅魍魉；也没人能预见风平浪静后，世间是否还能留存一些守持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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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历史中的人生

还有些冷冽的江水哗哗地流淌着，反而显出乌苏里江边的宁静来，不远处就是连绵的山峰，仅与岸边相隔百多米的小岛更像是江水里的一个滩头，这个从高处看上去像个大元宝的小岛就是位于黑龙江省、中苏边境线处的、面积平方公里的珍宝岛。

元宵节前一天3月2日的清晨，珍宝岛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着巡逻队的战友像往常一样，呼吸着掠过冰雪的清冷空气，巡视着这片小巧的岛屿。没想到竟在岛中与苏军相遇，实际上，苏军出动了数十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军用卡车和1辆指挥车。孙玉国他们立即向对方发出警告，可是苏军却突然开枪射击。中方被迫还击，经一个多小时激战，苏军覆灭。当天，中国政府即照会苏联政府，强烈谴责其入侵行为，但苏联并未停止行动，反而于15日和17日再次发动进攻，终以失败结束。中方缴获一辆T62型坦克，成为苏联侵略中国领土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