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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叙，我们友谊的一开头就包含着红学的因素在内。由于我的缘故，张先生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也日益加深起来。事实上，他对我的研究历程是起过作用的。举例而言，我与陶心如（洙）先生结识，是由于张先生的中介，而我们三个是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版本之后，廿余年无人过问的情势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并促使“庚辰本”出世，得为燕大图书善本室所妥藏——这又一直引向了日后的古钞影印与研究的崭新时期与步调。今日的很多研红之人，花上几个钱，便也手此一编，方便无比地发表文章，却不知早年我们那种缔造艰难的经历。有一年的新正“人日”（初七），张先生兴致勃勃地来到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敝寓，探怀摸出一件宝物给我鉴赏——就是举世闻名的脂砚斋藏砚那件罕有的文物异品。又有一年的重阳节，他来信特将“三六桥本”《石头记》珍本的消息与情况写示于我，因此还各赋《风入松》新词叠韵唱和……这些往事，历历在目。由此可知张先生对红学研究进展屡有贡献，只是世人知者不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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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2）

这还都是展春园时的旧事。那时天天见面，我到先生之厅，视同家人，有时名贵书画舒卷之事，也要我动手帮忙。但满案珍宝，没有主人的话，我严守自己的戒条：不妄动一指头。这是因为当时张先生仍然被视为“凋人”，我去走动，就要避嫌。记得很清楚：《楝亭图》四大轴，有一回摆在大案上为日甚久。我原非不想一见之人，且渴望已久，但终未触动，也未启请一观——我至今真正目睹的，仍然是数十年前在燕大中文系所见的那一小段！再如，家父自津抵京，曾暂借寓于斯园，居室案上陈有柳如是女史的黄玉凤砚，紫檀匣上镂有钱牧斋的篆书铭记。主人并不害怕我们“顺手牵羊”，我们临辞也不请主人检核器物（因有男仆，每日入室收拾，假使丢了东西，岂不皂白难分……），我们宾主双方，就是这样相互信任，超脱世态，全以坦荡相待。

这种值得追怀的日子，当然是会发生变化的。我离开了燕园入蜀，先生专邀一社，请众多名家赋词惜别。别后时寄新句见怀，情见于辞。及返京，先生亦已迁居城内后海南沿。因为路远，见面就不频数了。再后来，我目坏，行动需人，于是造访先生的机会，愈见稀少。所余者，词翰诗笺，鳞鸿传字，种种情事，始终如旧也难悉记。

不知过了多久，先生遭到了一生中最为艰困的时期，他从吉林回京暂避时，也来见访，当时已非复昔年光景。因户口不在北京，口粮自成问题，因而有时在小寓留饭，粗馔劣茶，先生亦不嫌弃，仍尽主客之欢。我因无力相济，只能将所节省的粮票，邮寄先生，聊当濡沫。对此，他也还要笔札相谢。那时读了他的信，真是心中感到难过得很。但又想，如先生之为人，对国家对人民是无愧于怀的，浮云蔽日，终有清明之期，尔时快阁眺晴，联吟赋句，先生必定一如既往，霁月光风，曾何滓秽太清之可云哉。

先生酷爱中华艺术，举凡书画词章、歌弦筝柱，无不诣习。因有同好，共语易投。先生工余派须生，我亦尝为之操琴，高唱“卧龙岗散淡之人”。音容宛在，而斯人不作，后之来者，又何能尽挹其清芬乎。今幸有任凤霞女士，不辞心力之苦，多年以来，经营访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