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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和平或安全问题展开新的讨论的情况下，媒体有理由重新开始探讨究竟什么是“日本的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东西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终结，推动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在全球化逐渐推进的过程中，物品、资本等迅速、大量、跨国移动的趋势日益明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地区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正日益“深化”，从而促使东亚各国将相对劣势产业的贸易保护政策，转变为贸易互惠增进政策。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有关对外经济政策的讨论正在升温，这些因素也促进着“国家利益论”的升温。

其次是在政治、经济两个领域日本国内形势发生的变化。先谈政治领域，1989年，几乎在冷战结束的同时，日本昭和天皇逝世，至此日本长达60多年，迥异的社会、政治制度与形态混合存在的“昭和时代”宣告结束，而战后始终主导日本政局的“55年体制”也在同年崩溃。此前，战后日本国会关于宪法和安保问题的讨论，始终处于意识形态化的“神学论争”之中，直到自民党与社会党联合执政的村山富市政权对日美安保和自卫队采取容忍态度，冷静而理性的国家利益论争依然没能展开。但海湾战争发生后，在联合国的引导下，当世界各国间为建立世界和平成立国际协调机制进行深入思考之时，日本有关人士终于开始讨论：“在国际社会，日本不仅要在经济领域，也需要在政治领域积极作出贡献。”

紧接着，伴随冷战的彻底终结，日本国内的意识形态化论争也走向终结。由于日本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的推动，“安保政策”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国内政治格局也被重新调整，这样一来原本趋于原则理论或形式主义的“安保论争”变得更加灵活而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冷战时期“僵化”的国家利益讨论，转变为对日本周边地区个别或具体威胁的讨论。进入21世纪，在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大政党制的趋势逐步确立后，日本国会中的论争也变得更加现实，“国家利益论”也将在此氛围之下继续进行下去。

此外，20世纪90年代，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在“失去的10年”这一经济低迷时期持续的过程中，“终身雇用”、“年功序列”等日本企业经营模式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持续性经济增长”已经无法保证，财富或新旧权益的再分配等问题也使日本舆论界观点不一，有“代价”的自由化或市场开放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政策课题。面对“开放”这一趋势，“国家利益”在日本得到了更多和更深入的讨论。比如，在关于WTO（世界贸易组织）或FTA的国内讨论中，农业问题经常成为议论的焦点。但是，日本人越来越意识到，只优先考虑本国的农业保护政策，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或地区合作的潮流。如何区别判断“国家整体的利益”与“国家局部的利益”，对我们来说日益重要。

国家利益“论争”

第二章 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外交

二、国家利益“论争”

如前所述，日本国内围绕着“国家利益”的论争在升温，而这种论争究竟具有什么特征，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日本国内关于国家利益的论争，首先产生于这样一种争论，即“国家利益”这一概念究竟是已有的还是崭新的。这是日本在未能“消化”历史遗留问题的情况下，受到新的国际环境冲击而出现的政治现象，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在战后始终未能像美国那样落实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或政策性探讨。日本国家利益论争的主要立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种立场被称为“理想主义”，是本着对过去战争的反省以及对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警惕意识，“警告”追求国家利益有不利的一面，并且有意“回避”国家利益论争的立场。这一立场比较顽固地认为，国家利益毕竟是“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国民”的利益，同时期待世界道义或舆论也介入其中。市###动或非政府组织等依然固执地坚持这一立场，类似思潮在日本依然根深蒂固。

第二种立场被称为“现实主义”，认为战后日本的外交过于关注国际协调，而忽略了国家利益，所以主张对内对外都应积极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一立场通过“安慰”国民在内外形势变化中感到的不满或不安，获得了一定的支持。虽然“追求国家利益”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些民众或媒体会趋于盲目主张本国的利益，而忽视甚至无视他国的利益，因此一味地采取“现实主义”的做法未必符合当今国际社会的大趋势。

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