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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到3日晚上才将后来的招商局一只登陆艇及另一只小商船驶入营口港。刘玉章见船少人多，分批撤退，残留部队必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一次撤退又不可能，而当晚不撤也必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消灭，于是他决心将车辆、马匹、轻重等一齐丢掉，用所有弹药集中火力向人民解放军反扑，掩护撤退。可是只有两只船，把人堆起来也装不了近两万人，最后连同在营口的民船也只装了一万五千左右人。有一只小火轮已因载重过量陷于河底不能开动，人民解放军的炮弹落在轮上，起火焚烧（有的说是机器加足码力也开不动被烧掉的）。官兵及船上人员争先恐后纷纷弃船逃命，被烧死、淹死、打死的又不知多少。据乘船逃回来的官兵说，有许多逃到海边的官兵，海军又把他们认为是敌人，用炮打死不少。官兵痛骂：“蒋介石桂永清无良心，自己打自己”。有的愤恨不过，转身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这一个军就这样的仅以一只船撤逃几千人。而海军的登陆艇则怕被人民解放军打沉，始终未驶进营口港内。桂永清回葫芦岛后还吹说：“这次营口撤退，‘共匪’追得很凶，一直追到海边，不是海军掩护的话，五十　二军会全军覆殁……”意思要我给蒋介石打电报表扬他的“功劳”。

当刘玉章最后用所有火力掩护撤逃时，人民解放军则对五十二军的攻击暂时停止。我向蒋介石谎报说：“五十二军将敌人击退，可能安全撤退”。蒋还复电奖励刘玉章，又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营口击退共匪，歼匪数千人”。

当11月2日沈阳解放的消息证实后，我的心里诚慌诚恐，怕人民解放军马上来打锦西，使东北仅余的蒋军也无法安全撤退。我一面急电蒋介石催船，一面召集各将领商讨安全撤退的部署及准备工作；但表面上还假装镇静。在葫芦岛的各将领都成了惊弓之鸟，人人想争先脱离东北。有的建议立刻从陆路上经山海关向冀东逃跑；有的说陆路不安全还是海上安全；有的说海上固然安全，如果船来得慢，最后掩护部队势将无法撤退。大家议论之后，最后我还是决定照蒋介石的指示从海上撤退。但是部队撤到什么地方，我心有所私未明确地说出。有的问：“到底准备往哪里撤？”我说：“等委员长决定再说。”侯镜如有点着急，在散会后还对我说：“你应该当机立断快下决心，带着一起从陆上走，等船等到什么时候？”我同他握着手说：“不要急，老兄！一个长蛇阵摆到北宁路上又会被吃掉的，船来了我先送你的部队好不好？”

其实在我们开会之时，蒋介石到南京后已要国防部拟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亲自送来，并带一封亲笔信说：“目前徐蚌战役关系国家存亡，许副厅长带来的计划如弟同意的话，请到蚌埠指挥”。我见计划中规定的徐州主力撤退到淮河以南守备，认为这样以守为攻，尚有可为，但我又不愿意负放弃徐州之责，因之复信中略说：“我同意这一案，但须将葫芦岛部队指挥撤退完后，再去蚌埠。

徐蚌会战部署，请刘总司令迅速将部队调至蚌埠，否则有被‘共匪’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

正因为我存在着这样一种私心，同时也判断东北人民解放军一入关华北不能久守，增加几个军也不可能挡住人民解放军的压力，所以我就电蒋介石申述利害，要求将葫芦岛部队全部撤到蚌埠，希望自己将来到蚌埠可以多掌握一些部队，为蒋介石作最后垂死的挣扎。蒋复电说：“待向傅宜生商量后再决定。”过了两天，蒋介石来电略说：“华北情况吃紧，原调华北剿总之六十二军、九十二军及第九十五师仍归还华北建制，其余第三十七军，五十二军及五十四军全部撤至上海、南京”。

我接到这一指示后，即开始部署葫芦岛的撤退工作。为了缩短海运的日期，同侯镜如商量先将华北各军运至秦皇岛，然后再运其余部队。侯十分同意。

在这期间，我交代工兵参谋王传德（圣？）计划破坏锦西发电厂、炼油厂及残留在葫芦岛的火车头等，并接见过锦西发电厂厂长等负责人，指示他们必须彻底破坏。关于葫芦岛的自来水塔及码头等与桂永清协定归海军破坏，并规定陆海军各部队对于葫（芦岛）锦（西）间各工厂机器电动机等可搬运的物资，尽量抢劫运走，搬不走的则破坏。

蒋介石还令我在葫芦岛布置了一部特务电台，妄图在蒋军撤退后继续对人民做侦察破坏工作；并规定这个特务电台同我直接联络，报告东北人民解放军的调动情况。可是我从葫芦岛撤退后，再未得到这个电台的报告。

在蒋军撤退的这几天，葫芦岛的蒋军恐慌不安，怕人民解放军一来，无法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