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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我们这些刚熬过新兵训练课目的第一年新兵都要笑掉大牙。暮色蔼蔼，训练场上冰雪覆盖，当着排成一排立正站着的下属，他因为领导无方受到中队长的严厉训斥。而中队长正是以勇敢和主动精神闻名遐迩。我们小队长的肩章和马刀都在颤动，一阵恐惧在我们这些就要在战场上受他指挥的士兵头脑里掠过。　没人能说清，在这样的人手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给送到了中国前方。在那里，我们小队依旧归这名性格温和的小队长领导，所以全队都大遭中队长白眼，其他小队的人都不理我们。但在战斗中，我们小队的士兵表现得英勇无畏。每次战斗，在各分队长的指挥下，我们都把小队长甩在后边，猛攻敌人营地，给中队长好看。小队长口音浓重地抱怨说：“俺手底下的兵不听俺管”，完全失掉了长官的尊严，但我们都明白他打心里不想让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丧命。 战后四十多年，每年的战友联欢会，大家最高兴的就是有他出席。终战时他已经被提升为大尉，可是为人从来没有改变，不象其他军官那样升了官就吹牛摆谱，始终象是士兵中的一分子。所以，在中国战场三年中，他每一次出任指挥官都大受士兵欢迎。身着饰有金线的军官服的他，作为职业军人来说，指挥能力的确笨拙，但他的人情味抓住了部下的心，促使他们在战场上英勇作战。 千贺东重　70岁　公司主管　名古屋市　&nbsp&nbsp

握住跳动的心脏�

朔长江而上，我抵达九江。就像九州的有田县，这是一个瓷都，只不过房顶已经被日本炸弹掀掉。瓷片散落得到处都是，象是有军靴在上面踏过。踩着这些瓷器碎片，我走了20分钟，到了一所据说过去是蒋介石军队兵营的建筑物。从我们护士宿舍望出去，在广阔的练兵场那头，有几个圆形的射击靶。远处是高耸的庐山。 我按照卫生兵的命令处理病情，打针。打开前线送来的伤员的绷带，我们发现他们的伤口不但化脓，而且爬满了蛆。第二天早晨下了夜班，我倒干净几个从城里拣来的可爱的花瓶——现在已经当作尿罐使用。 一个老人给带到护理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Ni�…�ni�（你，你）”地叫他。他把我们的饭食用桶装着带来，清扫走廊和楼梯。在兵营里，还有一个为士兵洗衣服、打扫房间的妇女，她有一个六、七岁的男孩。看到他，士兵们想起自己留在日本的孩子，纷纷把慰问袋里的奶糖拿出来给他吃。他们亲热地把他唤做力力。 在军营入口处，总是有一个上了刺刀的兵在站岗。如果他认为进入兵营的中国人没有按规矩鞠躬，他就会上去左右开弓抽耳光。这情形天天都要发生，我已经麻木了。 我在临时手术室工作，所以有一天通知我去观摩一个心脏手术。军医让我握住跳动的心脏，我第一次知道，心脏跳动得多么有力。我离开手术室的时候，还有两个裹着被单的中国人坐在椅子上。看不出他们是男是女——这是活体解剖啊。每每回想到这一幕，我都感到心在绞痛。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把这些写出来。也许我该把它们永远藏在我的心里。 山本保　74岁　退休护士　八五子市　&nbsp&nbsp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明天还是陡峭的太行山�

昭和16年5月，我初次上阵，参加中原作战，在攻击部队作一名山炮兵，拉着一匹驮着弹药箱的马，翻越太行山脉。那年春天，我22岁，是一名二等兵。正如报上说的，“陡峭的太行，山连着山，昨天是山，今天是山，明天还是山”，战斗就是翻山。我咬着牙，翻了一道又一道。我的军靴磨破了。下雨天，我披着一块雨布，拉着马朝前赶。 不论走多远，也碰不上敌情。我一个小兵，不可能了解大战役的整体形势，但也感觉到日本军队正一点一点地地收紧包围圈。因为翻山行动如此紧急，我们的供应跟不上。部队越来越饥饿，每顿只用一小捧米熬点粥，里边掺点碎豆豉。军马驮着沉重的大炮零件，因为缺盐而四脚打颤，站都站不住了。 我们那时脑子一根筋，什么都不想，心里燃烧着的只有一个字：祖国。在逼近前线的时候，部队的重伤员陆陆续续用担架送下来，阵亡的人则用防水油布盖着，驮在摇摇晃晃的马背上，送到后方去。 我们部队最后进入山西腹地，占领了一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叫做西阳村的地方。我们在村里的地下挖出几支枪，枪上雕着的菊花纹饰，正是日本军队的枪支。看来，一支部队在我们前边来到山西这个偏远地带，遭到了全歼。没有谁知道这场战斗，这支小部队上不了战史。他们与他们的枪一道给埋入黄土。抬头望天，我们为这些不幸战友的灵魂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