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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日本在继朝鲜战争之后，又一次从别国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战后的20年里，如前文所述，高速经济增长的消极后果如环境污染、公害、药害、农业遭到冷落等事件的接连发生，激发了患者、受害者、农民以及学生们的批判运动。这些运动自然成了对战后日本追随美国政策的严厉审判，也成了针对以公然卷入越南战争为代表的美国霸权的反战和平运动。（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五章　精神力量

而国内在成立以后的20年中所走过的道路与日本恰恰相反。在建国初期，新中国有着同时与东西两个阵营缔结国家关系的意图，并非要闭关锁国。实际上，到1950年初，应中国的要求，不仅苏联、东欧诸国以及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甚至西方的挪威、丹麦、瑞典、瑞士等国家也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荷兰等国也流露出要同中国建交的意向。但是美国顽固地拒绝承认中国，并于1950年卷入朝鲜战争，致使其与中国的关系陷入一筹莫展的敌对状态。由此可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并非是由于中国的喜好，实在是被迫的。结果，中国事实上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愿望而断绝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朝鲜战争是君临全球的最强国美国与代表着贫困亚洲的中国之间持续了3年的一场战争。许多日本人把1941年12月8日的偷袭珍珠湾看作是导致1945年日本战败的直接原因。认为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日美两国之间的物质、经济实力过于悬殊。因此，战后初期的许多日本人都有这样一种意识：敌视和反抗美国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那么做。无疑，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日本战后对美国的追随。同时，对日本人来说，贫穷的中国挑战富强的美国本身是令人惊诧的。而且，中国出乎意料地把美国逼入苦境，并于1953年迫使美国不得不签订与战败无异的板门店停战协定，大大改变了日本人的对华认识。从这时起，对追随美国持肯定态度的**保守势力阶层，甚而开始把中国看成威胁。而对追随美国持抵触情绪的容共的革新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年轻阶层。随着民族主义感情的高涨，则增强了对中国的赞美。

对中国的赞美是导致后来一部分革新阶层支持文化活动、赞美毛大大的初始原因。在他们看来，中国一定蕴藏着能够战胜美国的物质实力的某种强大力量。那如果不是物质力量的话，就必然只能是精神的力量。于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日本民族在精神和伦理方面的堕落与中国人在精神和伦理上的高洁——就被想象了出来。

曾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文学界的竹内好，于朝鲜战争最激烈的1951年4月。在《中央公论》月刊上发表“毛大大评传”一文，高度评价了充满抵抗精神的中国民族主义，首开了赞美中国的先河。堪称日本政治学界领袖的丸山真男，则高度评价了1956年5月由毛大大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认为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由革命政权推动的民主主义国家的一项尝试。在这种形势下，鸣放运动后发生的反右派斗争的消极影响几乎理所当然地被忽视了。即使到了60年代前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的消息经由香港片段地传来以后，对中国的肯定评价仍占日本各界的主流。

60年代中期全面爆发的越南战争展现出了与朝鲜战争同样的构图，即作为贫穷亚洲的一个小国越南。为求得民族的独立和统一，而敢于挑战强大的美国。当1965起美军受挫的消息不断传来时，对追随美国持批判态度的那部分日本人便开始公开站出来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北方，并力图发现越南人那种不畏美国的物质实力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文化活动恰好是在越南战争持久化时期勃发的，这也是当时支援越共和北越的革新势力对文化活动的极端精神主义特征缺乏批判的一个原因。

文化活动是社会主义中国在战后国际形势下走上与日本截然不同的道路途中发动的一场革命。因此，愈是对战后日本的历史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是人性之堕落的日本人，就愈是表现出肯定文化活动的倾向。比如。中国在50年代后期由农业集体化向人民公社过渡时，实现了没有机械化的集体化、公社化。这一点具有依靠人力的浓厚精神主义色彩。而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具体表现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则是以大型机械化为前提条件的。虽然同属农业社会主义，但是后者与中国的集体化、人民公社化不可相提并论。公社化、大跃进时期**所要求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正充分显示了这一运动的精神主义特征。

在大跃进、人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