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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增加了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并且开始进行政治参与。

虽然在中国人们还没有取得公民身份；但是公民法律实施的不断增加表明；政治领袖选取了这条道路。这种变迁应该在利益而不是文化控制局部地代替社会控制的范围内进行；它不仅仅以民族的形式；而且还以重新评估党作为文化机构的形式；这个机构承担着民族繁荣和民众共同利益的义务。

此外；还有一种公民划分的方法也很重要；就是将公民区分为自我负责的公民、参与型公民和正义导向型公民。第一种类型的公民对他们的居住和工作环境自我负责；他们自愿参与社会活动；比如改善环境条件；严格遵守法律和规章；并且提醒别人也这么做。参与型公民支持公共活动并且参与他们共同体的社会生活；他们了解居民委员会和当地政府代理处的工作。正义导向型公民把与非正义做斗争看做是他们的责任；并遵守社会公正。虽然这种划分代表程度不同的政治积极性和政治参与性；但是反映了程度不同的政治行动主义。政治科学家指出；参与程度和“公民知识”直接相关；教育和培训能促进参与。国家可以通过教育体系和相应的参与程序来培训和造就公民；因为参与不但要求有参与意愿；而且还要求有参与能力。

中国公民社会：现在与未来（14）

二是社区作为公民社会发展的组织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活跃的公民也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快速的经济发展减少了传统动员参与的程度。没有物质前提条件而在中国谈论活跃的政治公民为时尚早。在选举和参与可能成为中心组成成分之前首先要求经济上的保障。只要人们首先关注解决的是他们直接的社会问题以及每天的生存问题；那么一般来说政治讨论和政治参与在他们的生活中就只扮演一个很小的角色。中国的民意调查也显示；群众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而不是*。在城市；社区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首要基础；但是到目前为止；社区的发展与*和参与关系甚少；真正的选举还不普遍；而且居民对居委会选举知之甚少；自愿支持其社区的自愿者数量不多（自愿者大多数是妇女）。首先被动员的是社会弱势群体（失业者和低保户）和党员。这种动员很少基于自愿和自助；更多地是基于物质依赖（低保户）或者组织依赖（党员）。就目前居民的关注来说；社会保障比政治参与更处于中心地位；这一点也在居民缺乏参与社区工作的兴趣中显露出来。这是公民社会构建的一大阻碍。另一方面；社区承担了西方社会中由公民社会组织（社团、协会等）履行的工作。与西方社会不同；因为在自愿基础上的社团、协会、团结共同体（如邻里互助）的发展刚刚开始；所以国家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步骤从上面推动。为此社区应该发挥动员催化剂的作用；提高或控制社会参与的活跃程度；进一步增强利益的清晰度并使受歧视和边缘群体（退休人员、失业者、低保户、残疾人）也有参与公共领域活动的可能。

三是公民社会构建选取“自上而下”的路径。目前；中国没有形成“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缺少机构、社会和多人一起参加的发展前提条件；更多地是国家推动了迈向公民社会的第一步；强大的国家单独发挥了公民社会发展发动机的功能。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不存在发达的市场机构；没有企业界人士；也没有积极参与的群众；党和国家承担着引导社会成功发展的任务。在社区；党和国家倡导一种自上而下的进程；因为居民中几乎没有自愿者；公民义务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中国首先培训党员和社会被救济者；以完成社区的创建任务。这样不仅造就了第一批积极分子；而且也通过“榜样作用”将其他居民吸引到活动的联系中来。为了使自上而下转入自下而上的进程中；自然需要进一步实行政治改革；比如引进直接选举和更高的社区自治。《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城市居民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质量还不很高；为此国家必须发挥“发动机”的作用；推动自上而下的进程；以便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从多人一起动员到自愿参与；国家面临帮助人们提高参与能力的任务。在缺少公民社会机构条件的情况下；党和国家的作用就是推动这种自上而下的进程。当公民社会机构软弱而且强大的国家面临一个相对软弱的社会时；国家实际上可以充当“政治建筑师”的角色。动员型参与、动员型志愿者（共产党员、社会服务工作者）的联合、社区和住宅区协会的建立等构成了可控制的、社团主义权威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前提条件。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就已经指出；国家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