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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避免国际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同时，中国对美的高能源再出口比例也给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扩大合作、减少冲突提供了契机。

石油成为被投机的金融产品导致价格脱离基本面。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的发展速度很快。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的20％。当前，国际市场上仅对冲基金就有8　000多只，约持有1万亿美元的资产。国际市场充斥着数量庞大、行踪神秘的热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全球股市走牛以及一些新兴国家出现货币金融危机等皆与此有关。张宏民等指出，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衍生工具，石油期货交易的迅猛发展使得石油价格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石油商品的供求关系的束缚，而呈现出其独有的价格运动规律。陈淮指出，国际套头基金之所以选择石油作为炒作的对象，主要是因为石油生产和消费的价格弹性都很小。一方面，石油生产受到资源赋存和产能建设条件的制约，不可能随着石油价格的波动而快速调整产量；另一方面，石油的不可替代性，使得消费者在石油价格波动时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替代能源，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石油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油价波动的反应都需要一段时间，这就给了国际套头基金以可乘之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10）

（二）可获得性风险

稳定的石油供应意味着经济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获得了稳定的动力来源，政府的石油政策带有谋取国家利益的色彩，因而旨在获得稳定的石油来源的石油政策成功与否成为政府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也是一国石油政策的核心目标。以石油公司为代表的企业界则通过“院外游说”活动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以谋取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其获利行为依赖于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因而它们有动力积极影响对外政策的决定。油价过高对于一国经济的影响很大，甚至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石油需求部门在面临高油价的时候往往也会给政府施加压力，使得政府能够通过对外政策调整维持油价的稳定，进而维持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政府实际上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其对外石油政策经常表现出围绕核心目标的摇摆。这种摇摆取决于国内各方利益集团的博弈，也取决于它们给政府施加压力的大小。石油消费国为了保证本国长期的能源供给竞相储备，或者限制本国开采量，或者进口石油等，加剧了全球能源的紧张局面。按照IEA的要求，各成员国家的战略石油储备应该不少于上年90天的平均进口量。实际上，各成员国的战略能源储备都超出这一水平，日本、德国的战略能源储备分别为169天和127天（2001年数字）。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国。

在国际市场上，由于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等因素而产生的供给中断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依靠自给自足来维护能源安全。泰坦伯格则针对尼克松的“自给自足计划”指出，自给自足不能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他认为，由进口引发的国家安全成本低于自给自足所引发的成本。首先，禁运不一定会发生，也许永远不会再发生。对禁运所产生的损失的预期取决于禁运发生的可能性，以及禁运的程度和持续时间。从利益冲突小的国家进口比较安全，这也是美国如此关注墨西哥的石油资源的缘故。其次，可以采取措施来降低由进口引发的国家安全成本，建立战略石油储备是一种临时措施。不过，即便建立了充分的石油储备，安全成本也不会为零。再次，加速国内供给量会使未来消费者的资源拥有量减少，从而增加使用者成本，解决了短期的脆弱性却给未来带来了更加严重的问题，未来的国家安全成本会更高。

在目前的世界能源格局下，既然存在一个国际市场，中国是可以以市场价格购买到所需能源产品的，维持供应来源的稳定性有以下几种渠道。

第一，直接投资。其好处是主动权在握，风险在于东道国的政治社会环境通常不稳定。作为消费大国，中国在全球寻求稳定、多元的能源供应，会被视为加剧了能源进口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弱化了原有能源进口国的谈判能力而增加了出口国的谈判筹码。同时，与中国进行合作的能源出口国是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传统盟友，中国涉足与这些大国盟友的能源合作往往会被视为对大国传统地缘政治利益的侵犯。比如，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就被视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