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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决定了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视角正在出现四个方面的重大转折。第一个转折，是从改革开放之前以保障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为核心的视角，转变到以经济发展和综合安全（除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以外，还包括经济安全、非传统安全等）为主要目标的视角。在军事安全方面，也出现了以军事手段保护中国海外利益和公民人身安全、应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某种需求。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没有可能再明显地划分国际战略上的“敌我友”。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美国，对中国深怀战略疑虑并同美国结盟的日本，恰恰又都是同中国在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合作最广阔最深入的国家；当前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同中国合作最多的俄罗斯，同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交流关系与社会交往却远逊于美国、日本、欧盟甚至韩国。以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主轴来观察中国对外关系中的远近亲疏，同以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安全为主轴的视角，存在明显的反差，而且这种反差将长期存在下去，　并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和舆论导向为转移。

第二，以国家关系为主的战略视角，正在向经贸、能源、生态环境、核不扩散、反恐、公共卫生、非法移民等功能性问题的视角转变。近年来，中国外交部为了处理日益繁重的功能性问题，分别创设了军控司和负责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涉外安全事务司。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则在近年来成立了若干研究功能性问题的中心。从近年来国内大学和研究单位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研究项目来看，这一视角转变的趋势也很明显。功能性问题研究的比重上升，与地区与国别研究并驾齐驱，而且更容易取得政府、社会的支持和赞助。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4）

第三，以促进经济增长、外贸外资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视角，正在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防范国际经济环境变化风险的视角转变。*十七大进一步确定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注重统筹兼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强调人同自然的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意味着中国发展战略的侧重点和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需要进一步调整。这种调整，同全球化潮流下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加强是相一致的。同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增速放缓、国际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增大、国际市场粮食、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提高等等，加之政治因素的介入，都促使中国必须从战略高度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

第四，从强调中国国情和价值观特殊性，逐渐转向强调全球面临共同威胁及人类各文明享有一些共同价值观。“构筑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就反映了这一视角转换。“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反对将奥运会政治化的口号，体现的是以体育运动促进合作与公平竞争的理念；加强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体现了人类对子孙万代的负责任态度和对自然的终极关怀；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和救援行动，体现了以实际行动维护他国和地区稳定、扶助灾民的“利他”意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体现了对公平、正义、法治的追求。所有这些思想和行动，都具有超越国家利益、寻求人类共同目标和共享价值观的深刻意义。

从美国大战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研究国际战略的国内专家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把眼光投向冷战以来的美国大战略，以为他山之石。毫无疑问，冷战以来几个阶段的美国大战略都比较鲜明、完整，维护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地位；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水平，无论从其成果的数量、质量看，还是从其研究人员同决策部门的互动看，都居于世界各国之首。因此，从美国的战略研究中借鉴理论和方法是必要的。但是，中美两国的国情和战略目标迥然不同，使这种借鉴必然有其限度。本文更想强调的，是如何从美国战略的缺陷和错误中吸取教训。

首先，今天中国的国际战略不需要像美国的大战略那样预设敌国。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中心内容是以苏联为主要敌手的遏制战略，9？11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内容是以*激进势力为主要敌手的反恐战略。这两项战略都是敌友分明，目标和手段明确，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遏制战略达到了目标（尽管其过程和结果包含许多可以深入探讨的内容），但是也付出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