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2/4 页)

中，但是对这种联系性要么不理解，要么主动地否认它。而对于女人们来说，强制的依赖性更经常地与家庭角色联系在一起，后者已经成为一种物恋——仪式性地卷入诸如家务琐事和孩子的需求之中。

那些设法在治疗水平上帮助他人摆脱迷恋关系的人所做的工作，再次提供了一些影响那些关系的有关结构转化的线索。在此我们又一次碰到了纯粹关系呈现的中立性，以及与自我反射目标和融会之爱模式之间的密切关系。依恋的纽带：①不允许将对自我和他者的监视看成纯粹关系的核心；②将自我—认同隐藏于他人或固定化的惯例之中；③防止向他人开放是？密的前提条件；④倾向于保存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和性习惯。

每一种治疗计划的第一条律令都是反射性的：即认识到你有问题，然后凭借认识的力量去着手解决问题！在嗜酒者自助小组，“降至最低点”是一个经常用来描述一些人精神状态的术语，他们会说：“糟到极点，我就会开始变好。”在做出决定之后，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一种打击来促使你采取行动。这打击可以是遭到拒绝、遭遇车祸或受性伴虐待，也可以是不省人事或者受内心焦虑的煎熬。这些伤害性的后果就如同给健康的身体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一样。夏洛特·卡苏：《女人、性和瘾》，第340页，曼德里恩出版社，伦敦，1990。采取行动的决定通常涉及一个问题：要保障迷恋性关系之外的其他人能提供帮助，因为这是获取原初距离和支持的最重要方式。

反射意图的发展包含着对作为基本出发点的选择的认识。在这里要强调指出，选择意味着对一个人所承受的局限和压抑的评价：这是一种评价机会的方法。有著者将反射的时刻称作“自我交谈”。自我交谈是一种重新安排，一种思考的途径，审察现成的惯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或者放弃（如果可能）。对选择的认识意味着对那些支持依恋性模式的“消极计划”的克服。下面是依恋性计划的一些表白：

“我不能做”；

“我知道那样做不行”；

“我不是那块料”；

“我创造性不够”；

“我绝不可能有足够的钱”；

“我与老板合不来”；

“我似乎从未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完所有的事……”

如此等等。沙德·海尔姆斯戴特尔：《选择》，第47页；袖珍本出版社，纽约，1989。

我们应该摆脱那种幼稚的、近乎极权主义的禁令的束缚，以避免产生如下所有这些想法：相当明显，“我不会做”，“我知道那样做不行”以及其他的说法，通常可能是对任何既有语境中的机会的切实的评价。反射性是从迷恋中解放自己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如此，那种计划对于行为的重要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见，选择直接反映到自我的本性。知道一个人需求什么，有助于确定他是什么样的人；而找到一个可靠的自我—认同是确认需求什么的基础。“每天可能有一千次的琐碎的选择。所有选择都值得考虑。”沙德·海尔姆斯戴特尔：《选择》，第97页；袖珍本出版社，纽约，1989。但其中有些选择更重要一些。强制性关系，诚如治疗性文学虽用语不多却反复阐述的那样，拉开对自我—认同进行反射探索的序幕。因此，卡苏把互相依赖的个体准确地看成“一些其核心身份未得到发展或未被认识的人，这些人维持着一种依赖于外部接触而建立起来的虚假的身份”。

迷恋与亲密问题

相互依赖型个体习惯于从他人的行动或需要中发现自己的身份；但是，在任何一种迷恋关系中，自我都趋向于和他人融合，因为迷恋是基本安全的最初来源。在治疗或自助组的早期阶段，人们所表明的目标之一就是“放任不管”，即放弃相互依赖性所特有的控制他人的企图。她被鼓励着努力摆脱他，或自己摆脱掉授权给他人的“无言契约”。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过程，尽管表面上显而易见：她的谈话将不再持续地集中在“他”想什么或做什么，“他们”说什么，“我的丈夫”或“我的情人”说什么。在酒鬼伴侣扶助小组，放任不管被贴上“爱情分离”这样一个庸俗透顶的短语标签，以称谓这样一种真实的现象——形成一种能力，即相互依赖者既可以继续关心他人又不必背上被他或她迷恋的包袱。海伊斯：《精明的爱》，第63～64页；艾罗出版社；伦敦；1990。

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鼓励个人主义甚至自恋的东西，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为融汇之爱提供可能性的根本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