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2/4 页)

着女性性征的观念。正如于1839年出版的一篇论及婚姻的文章所说，“男人给妻子的人格与行为立法，她也给他的性情与意向立法，他的统治靠法则，她的统治靠劝慰；……女人的王国是柔情蜜意的王国；……爱抚是她的命令，眼泪是她的威胁。”弗兰西斯卡·M�堪西安：《美国之爱》，第21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

浪漫之爱从根本上是一种女性化的爱。正如弗兰西斯卡·堪西安早在18世纪末叶之前就已揭示，如果完全以婚姻关系来表达爱，那么这种爱就像同情之爱一样联系着夫妇双方为管理家政或经营农场而必须彼此承担的责任。正处在世纪转折之后而问世的《美好家庭》（Well�ordered　Family）之中，班杰明·瓦茨沃斯对于已婚夫妇写道：“爱的义务在彼此互惠，双方要一对一地予以履行。”弗兰西斯卡·M�堪西安：《美国之爱》，第15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随着区域分工，爱的养育主要地成为妇女的任务。关于浪漫之爱的观念显然与女人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有关，也与她同外在世界的相对分离有关。这种关于浪漫之爱的观念的发展也表达了女人的权力，即对面临剥削的自治性的矛盾断言。

对男人们而言，把家庭环境的温情慰藉与情妇和妓女的性事快乐区分开来，就可以处理浪漫之爱与激情之爱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这种区分一如既往地接受了“体面又可尊敬的”爱情的女性化，这又很容易助长男性对于浪漫爱情的玩世不恭态度。占统治地位的双重标准没有留给女人这种退路。浪漫之爱与母爱，这两种理想的融构让女人开发了新的？密关系领域。在维多利亚年代，男性友谊大大地失落了同志之间彼此拥有的相互投入的品格，同志关系——男性同志关系的情感基本上被贬斥到边缘，只有在极度临界性活动中，如体育比赛或其他业余活动中，在参加战争的活动中，才谈得上同志之情。对大多数女人而言，情况则正好在相反的方向上发展。女人们作为善解人意的灵魂专家，她们在阶层分化的广大幅度内以人格平等和社会平等为基础广结广交；友谊——女人之间的友谊一方面有助于缓和对于婚姻的失望，另一方面对于她们自己也有合理的报偿。正像男人们一样，女人们也按照爱来评价友谊，她们在友情之中找到真正的坦诚交流。南希·柯特：《女性的枷锁》，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杰尼西·罗依蒙德：《对朋友的热情》，妇女出版社，伦敦，1986。

狂热地消费浪漫小说与爱情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消极性的实在见证。个体在梦境幻觉中追逐在日常世界中被否定而无法得到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浪漫的故事之虚幻性；之非真实性表现了这种软弱卑微，即无能为力去接受、去面对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受挫的自我认同。但是浪漫文学过去是（现在还是）一种希望的文学，一种拒绝的文学。它常常拒绝把平静的家庭当作惟一卓著的理想。在许多浪漫的故事里，女主角在跟几种不同类型的男人勾搭调情之后，也发现具有稳重可靠的品质的男人才是她可以依靠的夫君。但是，起码是司空见惯的是，真正的白马王子都是花俏轻狂的冒险狂徒，其显著特征是异域的形象、不凡的个性，但是他在拈花恋柳追求放浪生活时总是蔑视人间公则。

让我们归结一下这个观点。虽然浪漫之爱同时也带有激情之爱的遗迹，但它毕竟完全不同于激情之爱。激情之爱从来没有像浪漫之爱那样从18世纪末到相当晚近的时代一直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力量。与其他的社会变革一道，浪漫之爱的观念传播深深地卷入了影响婚姻和其他个人生活环境的重大转型中。浪漫之爱设想了某种自我审视的方式。如：我觉得别人怎样？别人觉得我怎样？我们的感情是否足够“深厚”；能支持长期的依恋吗？不同于反复无常、无根无源的激情之爱，浪漫之爱的一种不同的方式将个体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分离出来。它为长期生活提供轨道，指向一种在希望之中但又切实可行的未来；它创造一种“共享的历史”，帮助把婚姻关系与家庭结构的其他方面区别开来，使婚姻关系具有特殊的首要地位。

从其最古的源头，浪漫之爱提出了？密关系问题。这种？密关系与欲望、与世俗的性征是不相容的，其原因与其说是因为被爱的那位被理想化了（虽然此乃这个故事必不可少的成分），不如说是因为它假设了一种心灵的交流，一种在性格上修复着灵魂的交会。另一位本着其实然的存在满足了一种缺乏，但是直到确立恋爱关系的个体都并不必然地认识到这种缺乏。而且这种缺乏直接地与自我认同休戚相关——在某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