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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买了一个小葫芦，并认认真真地在上面写了祝福，然后牵着上面的红绳子使劲向上一甩，于是小葫芦就挂到了树枝上，并且向下垂着猩红的穗子。

点点问：“妈妈写的是什么？”

我说：“妈妈写的是‘点点一生平安’啊！”

他点点头，虽然不明白我这么做的用意，却满怀欣喜地仰着头向上看着，我蹲在他身边，搂着他指着我抛上去的小葫芦。

他兴奋地大嚷起来说：“我也想扔一个！”

我说：“妈妈已经帮点点扔过了啊！”

“可是”他想了想，又皱起眉头，抬着头看看说：“我也想扔一个玩啊。”

我笑着答应他，而后就拉着他又去买了一个小葫芦，并按他的意思写上“妈妈和点点”，然后我帮他抛了上去。我们转过身，发现吕一凡正拿着DV拍我们，我剜了他一眼，拉着点点从他身边走过，并悄悄地和他比了比个儿——他大概一米七五、七六的样子。孙正阳也就是这么高，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孙正阳要比他高一些，也许是因为孙正阳梳着头发的缘故。

姓吕的冲我笑笑，我不知如何回应他，所以干脆走开了。

旅行的最后一天，我们又回到昆明，这天全天都是自由活动。我也没地方去，就随便带着点点到附近的街心公园转了转，不过后来被团友拉去花市，一个没忍住竟又买了一大堆干花和香囊。

我们赶到机场，却发现航班延误了，于是就在候机厅里等消息。我打了个问同事，他们说郑州确实有大雾，所有飞机都备降了。

我不禁吐吐舌头，心想：“这下可完了，不知道要延误到什么时候了！”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没事情，就算航班取消了，大不了再在昆明住一夜。

可是，我不急有人却急了，尤其是那些商务旅客，一个个都跟吃了火药似的。我拉着点点到问询台，本来是想问候机楼里有没有开水房的，可正巧遇到几个蛮横的客人在围攻工作人员，出于行业性的本能，我不禁替那工作人员辩解了几句。

我说：“这不是人家航空公司的责任，郑州天气不好，谁也没办法！天气原因是不可能赔偿的！”

大部分旅客还是讲道理的，听我这么一说，也就不闹了，可是就有那么一个愣头青，不仅不依不饶还把矛头指向我。

只见他歇斯底里地大吼了一嗓子说：“你不想回去就住这好了！”然后骂骂咧咧的，以为自己是个大男人就可以不把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放在眼里。

我说：“你说话干净点！”

他说：“我就骂你怎么了？”他逞了口舌，而我却迎得了同情，于是所有原本和他一块闹事的人都散开了，这时吕一凡和几个团友把他围起来。

吕一凡推了他，指着他骂道：“**还算不算男人？骂一个女人你有本事？妈的，有种的跟老爷们骂啊！”

他向后一个趔趄，等站稳了，朝身边看看，见四五个大爷们把他团团围住，心里有点虚，又因为理亏，赶紧软和下来，于是满脸堆笑着说：“不好意思！”说完就匆匆躲开了。

他刚一走，工作人员就向我抱怨说：“瞧他那样子！”

我笑着说：“就是这样的。”然后跟那位工作人员聊了一会，当她得知我也在机场上班时，才感慨着说：“还是咱们自己人同情自己人。”我笑着点点头。

也算够运气了，我们在候机厅里等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等来了“允许登机”的消息。大家如释重负地拎起行李，纷纷涌向登机口，毕竟在旅行将近尾声的时候，那种兴奋殆尽的疲劳感是容易让人想家的。我的位置很靠后，和团友们坐在一起。我拿着登机牌，捧着在花市买的一束干花，手里拎着小袋子，还要拉着点点。

进了廊桥，我跟着排队进入客舱，无聊中便又拿起登机牌看看。

“21排D和E。”我看了一眼，心想如果点点想靠窗，等坐下了，就和身边的人换换。正想着，冷不丁感到耳边一股热热的鼻风，回头一看，吕一凡正低着头瞄着我的登机牌，然后不由分说从我手里抽出一张，拿在手里仔细看看。

“坐我那吧！”他说。

我说不用，他却不肯再还我。我们走进客舱，路过头等舱时，他伸手拉拉我，用眼睛示意我坐下。我正在犹豫，就听到乘务正亲切地说：“请找到座位的旅客尽快让出通道，以方便后面的旅客通行”

吕一凡冲我笑笑，催道：“快点！别挡道！”说着又拉了我一下。

我和点点坐下，并说了声：“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