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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采取遏制措施。林塞之后继任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没有一个人是经济学家，也没有一个人在经济政策制定中发挥出了可见的作用。伯南克曾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直到2006年他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为止，接替他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是爱德华·拉泽尔，他尽管是一位不错的经济学家，但却是一位劳动力经济学家，而不是宏观经济学家或者金融经济学家。布什的白宫官员不是为了应对经济萧条而选任的。这种状况现在要改变了。劳伦斯·萨默斯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而拉泽尔的继任者克里斯蒂娜·罗默是一位萧条经济学专家。

布什政府经济管理中的另一个错误是赤字财政预算，致使国债规模大幅增加。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国债数额已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只有使经济受到严重挤压，才能负担得了刺激经济复苏的努力所要求的巨额财政支出，同时不至于使美国经济遭受长期严重损害。赤字财政预算还有另一重意义。它提高了我们对外国资本的需求——为赤字预算筹措资金。因此它就鼓励了中国、日本、德国之类出口导向型国家的贸易政策，这些国家愿意以它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换取美元，并将这些美元投资在这里，这种活动通过降低利息率为我们（以及他们自己）铺平了通往经济萧条的道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九章　责任分配（2）

经济学职业界在基本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将经济政策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政治偏好。于是，就让教条主义的自由市场、亲商业、反监管的意识形态控制了布什政府的经济思考，直到经济萧条临头，监管措施才开始执行（或者没有执行），由此意识形态才退隐。

商业需要有合理稳定程度的政治环境。由于紧急财政援助计划完全是针对特定目的的，所以银行不知道该站在哪里。不确定性会使针对银行的私人再投资成为不可能。指责财政援助计划的运作缺乏“透明度”和“责任心”（这个问题或许现在将要变化了）的呼声是正确的。但有一个更简单也更重要的问题是，银行根本不知道它们将会面临什么，这进一步强化了银行合乎常理的不愿放贷的态度（因为资本不足），以及它们在吸引私人资本上的无力。监管改革的前景只能进一步加深银行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加重其瘫痪程度。

如果政府制定出了融贯的经济萧条应对计划，那么在对策上所存在的政治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保守主义者尤其不满经济刺激计划，而自由主义者则尤其不满财政援助计划——就会减少。于是就可能出现由专业人士制定的非政治性的计划，进而责任就会被转移到政客们那里：他们就要为实现其可能被曝光的*裸的政治目的而向专业人士发起挑战。

格林斯潘和伯南克这两任美联储主席的领导必须被视为这场金融危机及随后陷入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格林斯潘的巨大声望给了他很大的自由度，可他却没有利用它来通过提高利息率抑制房地产泡沫、通过更果断地行使美联储对商业银行的控制权来抑制高风险贷款。他以为他能够通过等待泡沫形成并破灭、然后再降低利息率来收拾残局的方式避免政治论争。他是自己过去之成功的囚徒。

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是，自1970年代“滞涨”以来，研究商业周期的宏观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将利息率保持在一个较高但又不会高到引发经济衰退的水平来防止通货膨胀。格林斯潘似乎在2000年代早期就已校正了这一周期——利息率保持在低水平，通货膨胀率虽然确实上涨了，但却仍然处于可容忍的限度内。如果看起来我们既可以保有较低的利息率又不会出现不可接受的通货膨胀，对于经济衰退的担忧就消退了，因为低利息率刺激了经济活力因此降低了经济衰退的危险。只是在低利息率引发通货膨胀的时候，经济衰退的威胁才会出现，因为美联储将有动机提升利息率以消除通货膨胀；这就是1980—1982年严重经济衰退的原因。低利息率可能引发信贷盛宴，信贷盛宴又进而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甚至经济萧条——这一事实处于政策的雷达屏幕之外，之所以如此，其部分原因在于，廉价信贷和放松金融监管二者之间的相互增进效应被人们忽略了。

有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我对美联储和经济学职业界太过挑剔，同时又对金融界人士太过宽容——这看起来可能与我的下述主张相矛盾，即认为这场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但是，尽管金融业人士对这场经济萧条负有主要责任，我却不认为可以为此而责难他们——意指道德谴责——就像人们不能责难狮子吃掉斑马一样。资本主义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