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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克服困难。其实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的，是他自己说坚决不再找。在他的心里，好像远在天边的山田秀子只不过是出差或串亲戚去了，怎么能不回来呢？“别想这些烦心的事。”每当这个时候他就自己对自己这么说。因为他的脑子里只要一出现这些事情，他就头疼，头脑里就如同乱麻一般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来。

地质队就是流动性大，平时的小流动大家都习惯了。可是在1956年，来了一次大的流动。毛泽东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发表了，支援西北建设，向西北地区调动建设人才和建设队伍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当年西北在大家的印象里是荒山加荒凉。要不是队伍整编制地调动，估计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去的。“有女不嫁地质郎，一年到头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满身都是破衣裳。”这个曾经在地质队风靡一时的打油诗大概就是起源于那个时候。后来有人发展了，把“地质郎”变成了“钻探郎”、“修路郎”、“铁路郎”，把“满身”也变成了“满箱”，看来可能是修铁路的哥儿们改编的，因为搞地质的是不会背着箱子在山上跑的。这算是个插曲。

张文光他们也不例外，一起都到了西北。其实，在西北他们还大搬迁了几次。孩子们上学，老婆子调动，家属送回去再接来，户口迁来迁去，有的干脆就是集体户口，换上点儿全国粮票，到哪儿吃哪儿。　就这么折腾，多年来一个人领着两个孩子过日子的张文光一直是队里和局里的先进工作者。

艰苦的日子对于地质工作者来说只是一盘儿小菜，不在话下。怕就怕有人整人的事情发生。57年反右派，张文光居然“榜上有名”，成了右派！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听说是有人揭发他曾经对苏联专家不尊敬，更有甚者，说他反对苏联专家。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罪名。反对苏联专家，就是反对苏联，反对苏联，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反党。他自己说，他就见过苏联专家两面，一次是在欢迎会上，一次是在会商会上，就是想反对也没有时间。他觉得太冤枉。有人说是不是因为那次增加井深没有拍电报请示？他说不知道，大概是有人做了文章，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故意夸大，他说这正是鲁迅先生说过的“杀人血染红顶子。”这话一传出，更是了不得了，张文光立刻就上升为“极右”，而且还戴上了“分子”的帽子。他不再担任技术负责，先是在钻机劳动，后来就成了专职的搬运工。此后，慢慢地各种说法竟相登台，人为的演绎不断加剧，他的问题也愈演愈复杂，终于，他成了日本特务。他被要求定时向专人汇报，定时写一份交代材料，他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回家，而且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返回。与他的罪名被不断升级的同时，他的工资却不断地下降。至于孩子，已经变成了反动分子加敌特分子的子女，虽然不是专政的对象，但是已经在哪里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们已经小学毕业，要不是看在地质队的面子上，他们根本就上不了初中。当地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哪一个能有这种优待？可是要想上高中，就得另当别论了。这就是他们想不通但又得想得通的人生难题。张胜利的脚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冬天冻坏的。

那年冬天，他穿着一双走风漏气的旧棉鞋在学校扫雪，棉鞋湿透了也不敢向老师说，结果生了冻疮，又疼又痒，痒得晚上睡不着觉。姐姐发现了一看，原来冻坏的地方早就像熟透的柿子，裂开了口子还流水，干了以后把袜子粘在脚上。姐姐想要用热水给他泡泡脚，可是袜子脱不下来，姐姐秀如就帮他用剪子把袜子剪掉一块才能慢慢地脱下来。她埋怨弟弟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痛吗？”胜利忍着痛回答说：“告诉你也没用，还是好不了。忍着吧，忍到春天就好了。”说着、说着他不由自主地叫唤了一声：“哎呦！”姐姐心痛地问：“怎么？碰着哪儿了？”姐姐还安慰她说：“不怕的，我们胜利最勇敢了。别着急呵，姐姐给你慢慢地揉揉。”洗完脚，秀如还把他的鞋缝了几针。虽然是粗针大脚地胡乱缝补，但却是姐弟俩儿的一片深情。秀如把手都扎出了血，可是她一声没有吭。胜利在一旁看见了说：“姐呀，痛吧？都是我不好，让你为我受这苦。”姐姐说：“什麽苦不苦的？咱们就是这苦命。”姐姐虽然只比他大一岁多，可是心里装的事情却比他多多了。照顾起他来就好像比他大三四岁的样子。后来，每天晚上姐姐都把他的两只脚放在自己的胸口上，为他暖和脚。还为他打听治疗冻疮的偏方，什么茄子秧呀，什么辣椒水呀，可是没少费劲。虽然如此，但还是落下了病根，那就是年年要冻，年年要犯。再后来，脚上就长了一块总也长不完、削不尽的硬死肉疙瘩，一直到现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