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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己见。并设计出收买禁军头领，勾结地方实力，调离心腹干将等诸多办法，使得代宗下令免除鱼朝恩职务时，这位禁军首领竟号令不了自己的兵马，无法操控部下为他卖命，为他作乱，只好乖乖下台。

代宗论功行赏，重用元载，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这位皇帝始料不及的，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元载比鱼朝恩更不是东西，专权以后，嚣张跋扈，不可控制。甚至将李豫架空，弄得他成为孤家寡人一个。

据《旧唐书》：“（代宗大历）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知使第五琦以朝恩党坐累，载兼判度支，志气自若，谓己有除恶之功，是非前贤，以为文武才略，莫己之若。外委胥吏，内听妇言。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所至之处，帷帐什器，皆于宿设，储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轸，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多人，恣为不法，侈僭无度。江、淮方面，京辇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贪猥。士有求进者，不结子弟，则谒主书，货贿公行，近年以来，未有其比。”

这个忘乎所以，胡作非为，志气骄溢，贪得无厌的元载，抓权弄钱，为非作恶，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弄得天怒人怨，成了唐朝第一大贪，也成为长安城几乎都装不下的无限膨胀的大人物。

据《新唐书》，载妻王氏：“河西节度使忠嗣女，悍骄戾沓，载叵禁。而诸子牟贼，聚敛无涯艺，轻浮者奔走，争蓄妓妾，为倡优亵戏，并族环顾不愧也。”在他的邸宅里，“名姝异技，虽禁中不逮。帝尽得其状。载尝独见，帝深戒之，傲然不悛。会有李少良者上书诋其丑状，载怒，奏杀少良，道路目语，不敢复议。”那时候，“元载专权，同平章事王缙附之，二人俱贪。载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缙弟，妹及尼出入，争纳贿赂”。

一般来讲，君子与君子相处，同声共气，小人和小人来往，臭味相投。元载炙手可热，朝野中的坏人，自然像蝇逐腐肉地麕集到他周围，形成一个老婆孩子，秘书情人，三亲两好，铁杆弟兄沆瀣一气的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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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载纵容其老婆、其子弟，聚财敛货，收受贿赂，凡江淮方面的地方要职，以及京师行政机构的重要官员，必安排他的党羽。满朝文武，慑于他的引用亲信，排斥异己，皆帖服求安，俯首听命。于是，代宗既懊悔，又害怕，既寝食不安，又无计可施，看着他尾大不掉，任其为非作歹下去。

野史里记载过他辉煌极盛时的一则轶闻，一位来自宣州的昔日旧友，跑到长安来向他求官，元载懒得理他，也没见面，随便写了封信，支应走了。半路上，这位走他门子的朋友，偷偷打开了那封信，想看看这位权相，到底写了些什么。结果，“书无一言，唯署名而已”。老友失望之至，以为彻底没戏了。

途中，路经幽州。本着姑妄一试之心，向地方政府通报，说他持有元相的亲笔信缄，欲参见节度使。这位幽州的最高长官，一听部下汇报，是元相的什么老相识，连忙派员隆重接待，安排在高级宾馆住下。信不是给他写的，他哪敢打开，只是“留宴数日，辞去，赠绢千匹”。不过亮了一下信封而已，地方官如接圣旨，好吃好喝好招待，不敢稍有怠慢。

由此可知元载之专权骄重，之恃威横行，到了何等程度。所以，长安城闹虎，虽然只是一个个别事件，但却是元载当政的一个缩影而已。

元载是唐朝人，离我们很远了，历史是一面镜子，这个案例，也在提醒大家，凡素本寒微，家世贫苦，躬耕陇亩，三代贫农的官员，凡几乎与元载一样，有着大同小异的出身者，一旦获得权力，其搜刮财富，贪赃枉法的可能性，其腐败堕落，荒淫无耻的可能性，若无坚定立场，健康思想，是控制不住犯罪欲望的。连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彻底一无所有的阿Q，地道的无产者，当他在土谷祠里做着革命成功后的美梦时，也是来不及地要到赵太爷家搬箱子，搬衣柜，和那张宁式大床的；也是等不及地要睡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以及假洋鬼子老婆的。无独有偶，近年来被推到法场的那些高级干部，无一不是重蹈元载、甚至阿Q的覆辙。

长安城闹虎（5）

元载为他的这种出身低下卑微的命运，狂躁悖谬一生，肆虐宣泄一生，成为一个权力狂。作恶多端近十年之后，终于到了恶贯满盈的一天。“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收载、缙于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系狱。命吏部尚书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同鞫之。问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诘以阴事，载、缙皆伏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