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3/4 页)

公社万年长的现代神话。到了恢复理智后的现在，假如从图书馆，翻出当时的旧报纸，看到那些沸沸扬扬的套红大字标题，无论编造奇迹的人也好，相信奇迹的人也好，一定会觉得那种行径是很可笑的了。

结果，德宗还信以为真，还挺当回事，还派有司到那里去阅视。回来一汇报，哪里能放养牧马？纯系天方夜谭，根本没有这回事。本是该追究他欺君之罪的，可是德宗不了了之。正因为有这把大保护伞罩着，他才肆无忌惮地“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有说谎者，必有信谎者。惟其有信谎者，说谎者才得售其奸，若无信谎者，说谎者没有市场，谎言也就寝息。可是德宗皇帝信谎，需要谎，这种供求关系，决定了裴延龄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谁也奈何不了他。

陆贽早就对德宗说过，裴延龄是“诞妄小人”，不可用，“用之交骇物听”。到了这种地步，他不得不上书，直抒己见：“……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余，愚弄朝廷，有同儿戏。”也许是气急败坏的缘故，竟语不择句，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他说：“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理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

然而，德宗的耳朵，和其他许多皇帝一样，也患严重的偏听症，自然听不进去这番忠言。而那个集吹牛、撒谎、胡说八道与恬不知耻于一身的裴延龄，照旧当他的官，撒他的谎，拍他的马，悠哉游哉。忠诚正直的陆贽，却不得不吞下一个单人独骑，逐出长安，踽踽孓行，贬往远州的苦果。等到德宗驾崩，顺宗接位，才想起把他召回，可是未抵京师，就命逝黄泉了。

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柱上，这也是应有的绝不宽贷的判决，然而，那些相信谎言，需要谎言，还为无耻之徒，卑鄙小人提供孳生土壤的统治者，正义之剑，总是很少刺及。其实，要没有唐德宗的信谎，会有裴延龄的说谎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握有权柄的信谎者，由于流毒所及，祸殃一方的灾害性，是尤其不能高抬贵手的。

长安城闹虎（1）

虎在中国，中世纪以前，曾经相当繁衍过，踪迹遍布各地。

在宋人编纂的类书《太平广记》中，收录宋和宋之前的年代里关虎的实录、记事、传说、轶闻达七十九篇之多。唐宋数百年间，此物之啸窜山林，频繁出没，占据要津，扰民不安，其猖獗，其肆虐，其残暴，其祸祟，是很让政府挠头，百姓遭殃的。

这种与人类有着密切关系和久远历史的猛兽，如今只能在动物园和马戏团看到，一个个蔫头耷耳，没精打采。那些野生的老虎，如果不是濒临灭绝，予以保护，早就像恐龙一样成化石了。因此，世间万物，发生发展，都逃脱不了盛极而衰的规律，然而，这并不是所有的强者，在其处于巅峰状态时能够感悟到的，能够觉醒到的，所以，常常在伸手时想不到有一天要缩手，在仰脸时想不到有一天会低头。这种再简单不过的“日中即移，月满则亏”的道理，也是在探讨唐代元载这个历史人物时，必然会马上想到的。

虎在中国，自远古起，就有记载。《诗经》中的《小雅》，有一首《何草不黄》，就提到了它：“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看来，在边外草莽蛮荒之地，虎和野牛，成群活动。到公元二世纪，西晋的周处，一位勇士，为家乡除害，则是在江苏阳羡，即今之宜兴的南山，射杀了一条白额猛兽。由此可见，老虎之噬人食畜，已渐渐成为贻患一方的祸害。

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其中脍炙人口的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的故事，更是说明虎患之严重。一般来说，虎类繁殖，受到人类发展的影响至大。在唐朝极盛时期，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人口为四千八百一十四万，天宝十四年（755年），人口为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经过唐末到五代的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到北宋元丰三年（1018年），全国总人口还只有三千三百万，地广人稀，虎有活动空间，遂也演绎出“三碗不过冈”和“李逵碰李鬼”的精彩段子。

武松打虎，在阳谷县的景阳冈，李逵打虎，在沂水县的沂岭，前者属聊城地区，后者属临沂地区，看来，不但整个山东，几乎无处不虎，南至五岭，西至巴蜀，东至江南，北至大河上下，山右山左，整个中国，到处都有百兽之王的踪影。据《太平广记》记述，虎患为祸，固属严重，但它们大都活动于人迹罕至的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带。动物凶猛，终究惧人，这也是诸多野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