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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见他把自己包在马车上的毛毯里,每天一清早,几匹养得肥壮的马拖着马车,以轻快的脚步驰向在塞夫兰的实验室;或者在每天下午回家的路上看到他,不过很少有一个固定时间。
由于他的职业性质,他在异常偏远的地方进行研究和试验,因此,他实际上从来也不到餐馆去。在这种情况下,同其他人交往的机会也就少得可怜。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位隐士,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叫作“一个走单行道的人”。他所受的全面教育和对各种学问继续保持的敏锐兴趣,使他不可能成为这种人。但是,无论他在巴黎、阿迪尔还是在圣雷莫居住的期间,他经常单独进行自己的部署,并且隐没在遥远的旅途上,这就意味着他在自己的家庭环境里,从来不能成为一个永久的人物,或者以他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受人注意的人。
另外一方面,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期间,他在巴黎、伦敦、柏林、维也纳和汉堡的某些大工业与金融界,是如此赫赫有名,以至于他无法避免地成为注意和尊敬的中心;同样,这种情况所包含的不方便,也就难以避免了。在这些特定领域里,对他本人作为一个参谋人、金融家、赞助人和许多别的角色,为什么会表现出那么大的兴趣来,这是有着很多理由的。但是,由于诺贝尔的名字经常是公司名称和炸药商品的一部分,这就难免要同硝化甘油和黄色炸药不时从中起作用的受到广泛宣传的故事、暴行以及同诉讼和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纠纷等联系起来,因此,有时候这个名字被用不愉快的口气叫出来;正象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而且感情是高度激动的。这只能把这位敏感的人,更深地赶进他的壳里;也就是他的工作中去。那么,难道就没有东西能够引诱他出壳吗?难道这位杰出的人就不需要朋友、休息和娱乐了吗?答复是肯定的,但除此之外,他只是在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出来活动。
在交友方面,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如此地特别,而且经验使得他那么多疑,以至于能够算得上朋友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是经过考验的,并且还要继续经受考验,而这是需要时间的。从他的早期起,所交结的朋友有西奥多·温克勒、阿拉克里·利德伯克、卡尔·奥伯格、阿道夫·阿尔塞尔·诺登舍尔德和索尔斯德·诺登费尔特等人。此外,还有他的侄儿伊曼纽尔,扬斯特罗姆兄弟,以及拉格纳·索尔曼等后期他所交往的一些朋友。
对于诺贝尔来说,休息是生活中无关紧要的一件小事,因此,同工作相比安排得很不合理,并且显然只是在绝对需要的情况下,才进行休息的;当技术上的劲头促使他继续干下去的时候,他是不允许休息来侵犯工作的。
至于娱乐和公认的那些取得乐趣的活动,诺贝尔虽然广泛熟悉,但却更加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娱乐活动的参加者。朋友们曾经谈过他平静的赞许和慈祥的微笑,却没有提过他的兴高采烈和放声大笑。看来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格守自己年轻时的意见,认为消遣同宗教一样,并非由一套料理或体势构成的,而是通过研究自然的伟大课题来取得的。他在这方面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那难以驾驭的工作热情中,他既不是为了追求诺如名誉和黄金之类人们常想达到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争夺权势,更不希图有了这一切后就会有的奢侈的生活方式。也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诱惑他。
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生活中有四十年主要是由三种不同的活动来填补的:技术试验工作,这项工作吸引了他一生的兴趣,他感到在这方面是得心应手和满意的;实业事务和组织工作,在这方面他由于有自己的专门知识而得到好处,但却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必要的东西,然而,由于它的复杂性,又是一种讨厌的祸害;旅行,这是出自另外两件活动的需要,虽然在他那个时候,旅行是件疲劳和不舒服的事,但对他这种不肯休息的性格来说,却是非常相宜的。因此,乍一看来,他好象除了工作以外,就根本没有时间来作别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由于下面的考虑而有所缓和。
诺贝尔的发明和实业事务工作,以及同外部世界有关连和影响的一切,大部分已探讨介绍过了,没有谈到的只是他的旅行。这些施行已经不时地在文字上接触过,但却从未仔细地加以叙述,他的旅行在当时来说,不仅次数频繁,而且范围也是异乎寻常的广泛。如果我们查阅他的书信和帐簿,检查他的图书和与他本人有关的证件,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几个新的生活侧面的火化。
原始材料和无数电报与信件的内容,流露出这些旅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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