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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没有成功。但事态的发展导致了1989年6月团结工会在波兰选举中的大获全胜，那年11月推倒了柏林墙，12月在罗马尼亚推翻了齐奥塞斯库，同一个月，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为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90年4月在匈牙利的选举中非共产党人获得了胜利——我把这些看做是罗纳德·里根和我在整个80年代所坚持执行的那些政策所取得的实际的、很受欢迎的成果。我不怀疑，这种势头足以使事态继续发展下去，至少现在是这样。目前还不能确切他说中欧、东欧和苏联会走向何处。我很懂得这些地区的复杂历史，因而了解肯定会出现民族纷争和有可能提出改变边界的要求。我们当时想，至少作为赫尔辛基进程的结果，重新恢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可以提供一个有益的外交框架来解决争端。可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我们感到很失望。

我在乌克兰亲眼看到反对前苏联的民族主义浪潮是多么强烈。正如我在最后一次参加的那次欧洲理事会开始时对雅克。德洛尔所说的，我不认为应该由西欧人对苏联未来的模式或它的继承者发表意见，而应当由有关的民众对它们作出民主的选择。我不相信我们能够了解未来，更不用说有信心去塑造未来，但这没有减少我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感到的满意。苏维埃帝国和它附属国的无数臣民曾经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现在他们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之中。曾经被核武器武装起来的这些新的民主国家，放弃了它们反对西方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这些是在人道和安全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无论在那时或以后，我对在外交上比较简单但却具有致命危险的冷战时代没有任何的怀念。

一个被削弱的、正在进行反复无常的改革的苏联首先需日益关注它自己的大量内部问题，因而使其他地区的冲突得以解决。在非洲，苏联支持的颠覆活动宣告结束，这意味着南非的改革家们有了新的机会对他们国家的未来达成协议。事实上，不论在非洲或中东，在中美和南美，在印度次大陆或印度支那，苏联所执行的、企图统治全球的长期战略的告终为进步开辟了道路。受到压制的、对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渴望，使那些腐败、暴虐的政权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它们再也没有理由要莫斯科给予支持（或者是华盛顿的支持）以防它们会投向另外一方。

一个旧的世界秩序——由苏联和西方以及它们各自的盟友划分成的两极世界——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诞生了吗？可以看出当时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看法。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它是打着联合国决议的幌子的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这就需要美国强有力的领导，其盟国的坚定支持和一个明确的战略思想，即它能区别什么是对西方利益和国际秩序的真正威胁，什么是后果有局限性的地方争端。我仍然相信这一谨慎的做法可以建立一个义务有限度的、持久的国际秩序。不幸的是，它与一个更加以救世主自居的、因而不那么实际的世界秩序的观念混淆起来，而后者是建立在不受战略私利影响的、多国机构共同行动的基础上的。当然，这是一个更加理想主义的看法，但是，正如麦考利所说的，“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一英亩地，其价值相当于一个乌托邦的公国。”

甚至在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的日子里，当有关世界新秩序可能性的欣快症达到了高峰时，我自己仍然感到不安。我怀疑，一些人太相信国际宣言的高调，而太不注意执行这些宣言的措施。说也奇怪，我在1991年5月准备第一次访问南非时，开始更加深入地阅读有关倒霉的国际联盟的资料。国际联盟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是南非的简·斯马茨。当时的一些花言巧语和我这时所听到的同样不可思议。当国际联盟未能采取行动反对独裁者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扫清道路时，斯马茨自己作出结论说：“大家的事到头来成了谁也不管的事。每个人都指望别人去带头，而侵略者这时却干了坏事而未被发觉。”这一结论对我的印象就像那种集体安全一样深，而有人却认为冷战后的稳定和自由要建立在它的基础上。

当然，有人可以争辩说，现在的形势不同了。毕竟萨达姆·侯赛因没有“干了坏事而未被发觉”，虽然他的确是“逃脱了”。但是我想，要懂得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与国际联盟相反，美国确信自己命中注定是国际上的超级大国，此外还有像英国、法国这些自信的、武器精良的国家也采取行动给予了支持，因而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大多的评论家和政治家准备作出正好相反的推论，即联合国本身应该成为一支超国家的力量，它应该有权威和财力任意进行干预；而单一的民族独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