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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中，也变得面目全非。我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上了文学家们的当？或许这一切都只是“梦里水乡”？朱自清说：“这时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一种黯然神伤的孤独感，而这种孤独是不是和那个幻境中的江南有关？

西川在《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中断言：“你需要想象北京，北京会满足你的想象；即使它暂时没有你所想象的东西，它也会应着你的想象长出你所想象的东西。我们都从想象中来。”

阅读和想象，是所有独坐书斋的知识分子在文字中飞翔的两翼。“室内生活”一词，是吴晓东从德国文艺理论家本雅明“室内”、“内在世界”等概念中演绎出来的，“它既意味着知识者由惊心动魄的行动的方式向思维领域冥想的方式的转换，也意味着拒斥无孔不入的商业化大潮的裹挟而守候‘一份精神家园中简单而真纯的本质’”。（吴晓东《室内生活》）

吴晓东说，每天往返于家与学校两点之间，对于今天北京的认识只来源于电视等媒体的报道，北京存在于想象之中。我对生活其间的北大，也有类似的体验。“有了记忆的维度，北大的生活对我来说就成为一种双重性的生活，一部分的我自然生活在北大的现实中，而另一部分的我则生活在对北大的怀想中”。（吴晓东《记忆的美学》）

“读《记忆的神话》，不难感受到那个端坐在群书四合的书斋之中，终日跋涉于文字构筑的大千世界的书生形象。从安稳的现实生活到躁动的内心世界，便是从阅读到写作的距离，这与网络时代的赛博世界有着某种相似性………作为与真实世界对应的镜像世界，它既虚幻迷离，又形色俱全。”（郑勇《室内生活的心跳》）

吴晓东发表于《中华读书报》的《“地洞”与“方舟”》，再次表达了他对类“室内生活”状态的关注。卡夫卡写《地洞》时肯定把“地洞”拟想为自己的生存环境。吴晓东认为，“地洞”的生活方式“象征着一种与世俗化的外部世界的生活相对抗的一种内在生活方式，一种内心生活，一种生活在个人写作中的想象性的生活”。

第30节：江南水乡

23岁的普鲁斯特曾经在《欢乐与时日》中表达了生活在诺亚方舟上的愿望，因为这样可以“清楚地观察世界，尽管方舟是封闭的，大地一片漆黑”。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得了哮喘病之后，竟然真的过上了卡夫卡理想中的地窖般生活。“这种病对周围环境要求极高，最轻微的植物性的香气都会使他窒息，他的房间要衬上软木，隔开外面的声音；窗子总得关上，防的是窗外栗树的气味和烟味；毛衣也得先在火上烤得滚烫以后才能穿，所以他的毛衣一碰就成百衲衣一样的碎片；想出去到乡间看看童年时代的山楂树，也得坐在密闭的马车中而且是一件冒着风险的事情。”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普鲁斯特的创作必然是建立在回忆中的，于是有了著名的《追忆逝水年华》。文笔的细腻源于“室内生活”中对于往事的虚构、想象和追忆。

如果说国人对于江南的想象还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文化积淀和审美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博尔赫斯则在其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中“站在西方立场上把中国他者化”，完成对异邦中国的想象。那个花园在哪里呢？他说大概是在中国云南，要不反正总在某个地方吧。

博尔赫斯一生向往中国，1981年，他对中国学者黄志良说：“不去访问中国，我死不瞑目。长城我一定要去。我已经失明，但是能感受到。我要用手抚摸那些宏伟的砖石。”遗憾的是，直到1986年他逝世，这一夙愿也没能实现。今年，他的夫人玛丽亚·儿玉来到了中国，她对记者说：“在北京，我参观了中国的长城。虽然博尔赫斯未能亲自登上长城，但我能感觉到他奇迹般的悄然出现……他的心已来到了中国。”

但我想，也许还是没来的好。想象中一个神秘的世界往往会在真实的现实中失去最初的美好。博尔赫斯对于中华民族古老国度的冥想，只存在于对于汉碑、兵马俑、庄子的“幻想文学”和君王的权杖之类物事的虚构和想象中。博尔赫斯“误读”了中国，还好他没有真的来。

文学使任何一种想象都沾染了作者的感情，而不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无论对于江南水乡的印象、童年生活的记趣、遥远异邦的憧憬，都因叙述者或倾听者搀杂了自己的生命阅历和知识背景而显得虚幻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一直生活在想象中。

现实的沉重常常让我们不堪重负，想象尤其是对于美好事物的想象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诗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