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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困中挣扎的旅伴，除了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外，有什么法子可想呢？记得那时他们常对我父亲说：

“秀公，等着吧，等老大老二年岁大了，您就用不着发愁了。”

有一次，营中出了一个缺额，外人还不知道，管带苗大人就说：

“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

旁边人就问：

“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这一问，苗大人也怔住了。接着那人就说：

“让我问问去。”

这时苗大人生怕他去一问，耽搁了时间，缺额又被旁人抢去，所以他随即说：

“我知道，用不着问。”于是他就随手写了“冯玉祥”三个字。

本来我们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这次补兵，因为苗大人随便这一写，以后我就沿用下去，没有更换本名。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由。我补兵的这年，是光绪十八年，西历一###二年，我才十一岁。

补上兵之后，我并没有随营操练。除了发饷时到营中应名领饷外，其余时间我仍在家中过活。这在保定府，叫做“恩饷”。

第二年，我改入一位马先生的学塾里继续读了一年书。马先生只有三十多岁，年轻性躁，每天用板子责打学生。我所得的益处依然很少。因为那种严厉暴躁以及糊里糊涂读死书的办法，一点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不过我要特别申说的，就是纵使是那样的学塾教育，但居然也有我的份儿，我已经觉得万分欣幸了；上学读书，原是有钱人家子弟的专利呀。

到了年底，由于环境的逼迫，我不得不结束了学塾生活。合计我正式上学的日子，一共只有一年零三个月。一生永不再来的童年教育时期，便这样匆促地告终。然而这段生活，我却永远不能忘记。

十二岁这年，我就到营中拿枪，练习打靶。那时我的身体异常发达，身高足有四尺七八，我记得有一次同一个三十多岁的同伴相比，我还高他一寸多。这年春夏之交，保定府突然发生了空前的瘟疫，传染迅速，死亡极多，后来越是蔓延，越是厉害。不记得是谁异想天开，出了个主意，要调军队进城，轰打瘟神。那天绝早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就奉命进城。我们都穿着满身云头的军衣，兴高采烈地去执行这个奇怪的任务。进了城，队伍分做若干排，每排十人，每走过一条胡同口，就砰砰地一排枪，从早到晚打了一整天，打得满城都是火药气。那时我就有忿恨外国人的心理，总觉得他们欺压我们，不是好东西。我这种排外心理的出发点，当然只是一种幼稚简单的民族感情。这一天我们走到北门，路东恰巧有一座外人传教的福音堂。我看见了不由得十分厌恶，就托起枪来，瞄准福音堂的上半部，砰砰打了两枪，我看见门匾上立时黑了一大块，心里觉得很痛快，背起枪来，回头就走。从这种幼稚的行为上，很可以想见当时一般民众的情绪。

晚清的时候，有两次意义影响都极重大的对外战争：一是鸦片之战，一是甲午之战。前者是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的第一炮，并且加速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后者完全暴露了满清政府的懦弱与无能，使人民对它根本失去信任。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诸役，可以说大部分都由此酿成。

保定府在满清时代是京畿重地；自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以后，军事上的地位益形重要。朝鲜事变甫起时，五营练军即接到加紧操练的命令。这时保定府就有很多的谣言在流行着。一会儿说皇上不愿打，一会儿又说李鸿章不肯对日本开战。一般军民对于日本，更有许多懵懂愚昧的估量，简直荒谬可笑。一###四年七月一日，清廷终于下令正式和日本宣战，练军前后两营即奉令调开大沽口警备。命令刚到，官长尚秘而不宣，到了下午，方始集合目兵讲话，宣布了开赴大沽口警备的命令，嘱咐大家准备一切，决定第二天早晨开拔。命令一宣布，不啻晴天一个霹雳。同伴弟兄们平素过惯了自在安闲的生活，不要说对国外作战，就是连乡门都还未出过，骤然间听说要向大沽口开拔，抵御日本兵，大家立时骇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慌。整个的下午，营中就同煮开了的水锅一般，七嘴八舌，嘈杂不休。有的三三两两聚在房里，指手画脚地瞎猜胡说。有的聚在空地上交头接耳，来回地走着闲谈。有的躲在墙角里唉声叹气，有的坐在板凳上噘嘴咋舌，种种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好像在演着一幕滑稽剧，叫人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家庭方面，听说队伍即要开拔，都纷纷到营中探询，一探听，果然属实，回去的时候，也有拭眼泪的，也有垂头丧气的。还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