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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区的调查显示，乡、村两级高额负债是普遍的，乡级平均负债400万元，村级平均负债20万元。另据调查，中国镇政府的财政债务每年以200多亿元的速度递增，预计当前的乡镇基层债务额超过5　000亿元；其中乡镇一级净负债超过2　300亿元，村级估计达2　500亿元。全国约有2/3的乡镇不能正常发工资，有的欠一个月，有的欠一年，相当多的乡镇还在发1992年标准的工资。基层财政的窘迫，不仅难以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直接而有效的援助，而且在客观上容易助长一些基层干部同民众“争利”的现象，从而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其二，从横向（区域之间）的角度来看，社会公共资源越来越向东部发达地区倾斜。对此，我们从东部一些城市建设的投资状况同西部一些省份的财政状况的比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暂且不论像人们所熟悉的北京准备用2　800亿元的资金打造“新北京、新奥运”、上海准备用4　000亿元的资金迎接世界博览会，等等，我们只是来看一下山东省济南市这个东部地区发展程度尚不算上乘的城市仅仅是在城市建设方面的资金情况。据报道，1999～2003年的5年，济南市城市建设累计投资近600亿元。在此基础之上，济南市又计划5年内投资1　360亿元用于城市建设。相比之下，西部许多省份2003年全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只有几十亿元至一百多亿元（见表12，略）。这种势头如果长期保持下去，那么，东西部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会加速拉大，西部地区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问题毫无疑问地会严重加剧。　。。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16）

违规现象明显，致使社会公共资源向强势群体倾斜和流入。由于社会在一定范围内的失序以及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对待不同群体厚此薄彼等多种原因的存在，导致不少社会公共资源出现来源不畅、投向违规的情形。一方面，本应形成的一些社会公共资源难以形成，这突出地反映在大量的税收收入很难兑现。例如，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　000亿～4　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另一方面，现有的公共资源由于种种违规活动而损失严重。以广州市和江苏省为例，从1998年到2003年，广州市审计部门共完成审计项目474个，查出违规资金高达亿元。两年内，江苏全省共审计11　447个单位，揭露各类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和一些经济犯罪案件，查出违纪违规金额亿元。一个省辖市、一个省尚且如此，全国违规活动之严重更是可想而知。就连国家一些重要的政府部门也卷入类似的违规活动。中国现阶段的官员寻租现象也令人触目惊心。据报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4　000名*官员逃往国外，带走了大约500多亿美元的资金，其中许多大案要案都是通过离岸金融口岸发生的。另外，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土地收益的严重流失，均造成了社会公共资源的重大损失。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的负面影响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势这一现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负面影响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对社会阶层结构的不利影响之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这一现象在很大的程度上会抵消发展的意义

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而且是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为本位的发展。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社会的主要群体，不论是改革的参与者还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均应当成为改革成果的分享者。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作出了郑重承诺：“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明确宣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惠及十几亿人口”。而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意味着中国社会主要群体中的许多成员缺乏基本的发展平台，意味着其基本的家庭财富难以得到可预见的必要积累，意味着中国大量的社会成员无法有效地分享到发展的成果，意味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难以实现。这就造成了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

（二）削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要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来源于中国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为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息息相关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基础。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具体依据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建国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