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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得了第一，温体仁笑了：周延儒这不找死吗，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他以为我温体仁是睁眼瞎？

温体仁一方面让心腹们将这绝密消息散布于朝廷，一方面叫御史袁鲸写奏疏弹劾周延儒。

但是温体仁没想到，他温体仁出手快，周延儒出手更快。

就在袁鲸上奏疏的前一夜，周延儒就已经把吴伟业的卷子送到崇祯处阅览了。崇祯看完后批了八个字：正大博雅，足式诡靡。那是叫好的意思，又点了吴伟业为会元。

袁鲸的奏疏就成了一封迟到的奏疏。迟到的奏疏就像潮湿的炮弹一样，虽然名义上还是炮弹，但注定不会爆炸了。

温体仁明白，这一局，他输了。他其实不是输给周延儒，而是输给皇上。皇上难道就不调查一下吗？不错，文章是好文章，但谁能保证这好文章就是吴伟业写的呢？皇上哪怕调查一下笔迹就可以见分晓啊，但是皇上没有。皇上的心，还是和周延儒连在一起啊。

温体仁缩起了脖子。他知道，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除了等待，没有更好的办法。

周延儒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位极人臣。

当温体仁哑口无言的时候，周延儒才知道权力是如此地诱人、如此地具有杀伤力。

他要让权力增值，他要充分利用好其权力人生的窗口期。

他提拔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结成利益共同体，他的大哥周素儒基本上等同于文盲，却任职于锦衣卫千户，他的家仆周文郁则成了副总兵。

温体仁冷眼看这一切，默不作声。

他明白，现在要扳倒周延儒，时候未到，时候未到啊。

但让温体仁没想到的是，御史们却行动了。

这是一批独立御史，并不依附温体仁。

他们是大明最后的一点良心。他们争先恐后地上奏。

陕西道御史余应桂说周延儒心目中根本没有国家利益。国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自己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他对亲信无原则的回护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登莱巡抚孙元化，耗费军饷超过毛文龙数倍，不但毫无军功，竟还搞得岛内两次哗变，但周延儒对他就是爱护有加。原因在哪里呢？就因为孙元化是周的亲信，每月有大批的人参、貂皮、金银送给周延儒。周延儒的家人、兄弟占尽江南良田美宅，激起了民变。皇上，周延儒已经蜕化成我朝第一大蛀虫，不可不除啊……

户科给事中冯元飚说，每逢朝会，大小官员谈到周延儒时都伸舌头、缩脖子，敢怒而不敢言，这是为什么？怕啊。现在周延儒势力太大了，周延儒为人又阴险毒辣，睚眦必报。这种现象极不正常！

山西道侍御史卫景瑗说，周延儒接受张廷拱贿赂白银三千五百两以及琥珀数珠一挂就任命他为大同巡抚；接受孙元化的贿赂就千方百计为他说好话；接受吴鸣虞的贿赂就把他从户部调到吏部。但是吴鸣虞屡屡渎职，皇上英明，亲自对他加以处罚，可周延儒还是回护不休。原因何在呢？原来吴鸣虞把他在常州的五千亩良田拱手相送给周延儒了。

……

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么多言官弹劾周延儒，说实话周延儒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言官们并非信口开河啊，有些证据确实被他们掌握了。如果皇上认真加以追究的话，周延儒是吃不了要兜着走。但周延儒巧妙地将言官们的弹劾引到党争上去，说朝廷党争未休，他周延儒受命于危难之时，早就将个人的毁誉置之度外，如果此番成了党争的牺牲品，也算是效忠皇上了。周延儒这么一说，崇祯也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几个搞党争的头面人物都已去职，眼下估计是他们的旧部在泄私愤，千万不可着了他们的道啊——一旦开查，麻烦大了，查出来有问题，那不是扇我的嘴巴吗？我处分了几个搞党争的头面人物，结果上来的这个人还是有问题，那我……也太有眼无珠了。查出来即便没问题，周延儒的效忠朝廷的积极性也被挫伤了。

第三节强势者生存，弱势者埋单（3）

所以，不能查，起码现在不能查。

但是风既然起来了，逮着机会还是会继续吹。

风生水起，风起于飘萍之末。风再起时，风继续吹。

毛文龙旧部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在登州发动叛乱并一举攻陷登州城，俘虏了登莱巡抚孙元化，这个突发事件再次点燃了倒周运动的导火索。山东巡抚王道纯说，这次叛乱，不到六天，攻破七县，到第十天登州就丢了，丢城弃地如此之快，孙元化分明在通匪。陕西道御史余应桂说指使登州叛乱的不是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