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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向人民请罪”，还有就是几个人围成一个圈子，被批斗的人在中间被推来推去，叫做“清醒清醒”，总之是什么样的整人方法全都想得出来。这种状况大约在1971年*事件以后才基本收敛，大约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开始对这场*逐渐有了新的审视。后来到局里出任局长的邓金海同志就曾经领教过这些手段。那时，他在甘南的一个地质队当队长，有一天被造反派叫去；　好好地被“清醒”了一顿，他被推来推去地直到昏沉沉地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为止。“清醒”他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在地上躺着。正赶上开山放炮，他的头部又被飞过来的石块打中，流了不少血。幸好被路过的好心人发现，把他背到医院，缝了好几针，才算是拣回了这条命。

张文光当然也是要领教这些新花样的。除此以外，他还比以往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背诵《毛主席语录》。这对他是不成问题的，他比有些批斗他的造反派背得还好。搞得那些造反派头头恼羞成怒，然后把他大骂一顿：“你还真是刁钻呵！怪不得调查了半个中国都没把你调查出来，你埋得够深呵！”

“告诉你，你那个魏世成早就死了！你是没指望了！”他们只嫌不解恨地说。

不料想，此话一出，张文光立刻两眼发直，完全成了一个呆人。批斗他的那些人也傻眼了，急忙把他架回去，他们怕他死在他们手里，因为那就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从那以后，张文光一连好几天嘴里不停地念叨：“我们后会有期，我们后会有期。”有人说他受了刺激，有人说他已经神经了。几天的工夫，他消瘦了不少，两只眼睛明显地陷下去许多。人们常说，人总要有一个精神力量来支持，一旦这个精神支柱没有了，这个人也就垮了。就好像一个濒临死亡的老人在等待他儿子的到来，你不告诉他，他还能坚持，可是假如你告诉他：“你儿子来了。”他立刻就会撒手人寰。张文光还好，他终于还是挺住了。可是“魏世成早就死了”？他怎么能接受呢？这个消息把他折磨得头脑要崩溃。刚50岁出头的人，看上去已经像60多岁了。

可数的日子过得就是要快一些，一晃儿几年过去了，杨义大学毕业带着对象回到了地质队，他的对象和他是同学，他们都分配在了地质科，两年后他们完婚。

冬去春来，光阴荏苒，张文光已经是五十六、七岁的人了。他不时地寻思着孩子的婚事。胜利还好，男孩子嘛，还不算太大。可女儿秀如的婚事一直是张文光的一大心病。那年头，或是出身不好、或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孩子要想找个对像都是困难的。偶有不嫌弃她出身不好的，一般都非残即瓜。可巧，队里一个中年钻探工的妻子和她一起在食堂干临时工，得了胰腺癌，她去世前的遗言是让他男人非张秀如不娶。她认定张秀如是个善良、能干的好女人，一定能对她的男人和孩子好。一年以后，有人帮这个忙，说这位钻工如何如何的好，说他那个孩子如何如何地听话，说才是个二年级的小孩儿就在学校当上了中队长，他奶奶可高兴了；还说那孩子可喜欢他这个张姨了，老跟他奶奶说张姨好，以后改口不改口的都行，只要和和气气过日子，只要孩子听话孝顺，比什么都强。张秀如觉得自己也不可能再碰上什么好茬儿了，只说让她爸做主。当媒人的大都有这个分析能力，她已经知道女方是同意了，于是就去找张文光说。张文光还能说什么？孩子已经30多了，又是女孩子，别说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大城市也算得是大龄青年，甚至是所谓的“老姑娘了”。想想那位钻工，见过的，人也还可以，是个老实人，他不想因为他的原因再耽误孩子了。于是他说，只要人好，只要秀如同意，他没有意见。这话一传出来，这事情就算是成了。自然有人半玩笑半羡慕地对这位钻工说：“老郝呵，你是有福呵，又娶了个黄花大闺女，够美的吧？”老郝却慢慢地说：“人家不嫌咱，他对我儿子好。”那人又说：“你儿子算个屁！那是想对你好，找不到机会。”工人们还就结婚仪式展开了讨论，关键的问题是革命的钻工女婿能否向反革命的岳父低头鞠躬。问题反映到了队领导那里。队里当时的领导班子是时髦的三结合形式。林队长是新上来的年轻干部，他认为应该把张文光调开几天，让他到其他地方随便干点什么都行，这样避开最好，省得把革命群众和反革命分子搅和在一起。刘书记是被结合的原来班子里的人，他则认为张文光的事情一直没有定论，婚礼这事也不应该太强调政治，既然老郝要娶人家的女儿，就不应该回避人家这个老丈人，还是应该让张文光参加婚礼。军代表说：“还是要重在表现，如果张秀如立场坚定，她就不会让张文光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