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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发现，中国人的一部近代民族史，实在是一部饥饿史。中国人的食物频谱如此广泛，直至无机物类的矿物质观音土，都进入过中国人的食单。我在王海村，专门要东道主给我做了一份“稠那狗”，关于稠那狗，也是有一则民谣的：人民公社是天楼，一天两顿薄粘粥，社员要吃差样地，萝卜丝子稠那狗。听过民谣，我对这个稠那狗发生兴趣，细问，原来是在饥饿时代，当一个社员饿得支撑不住时，公社会将濒危饿人集中一块，给他们提供“有差样地粮食”，就是通常的吃小灶罢。吃小灶的稠那狗如何制作呢？萝卜丝子稠那狗，就是用萝卜丝伴玉米面搅稀，搁在蒸笼里面蒸。稠那狗没有固定主料，可以是玉米面，也可以是大豆面，还可以是小麦面粉，然而，小麦面粉是得不到的，那时。配料一样，逮什么搁什么。

我吃的是榆钱稠那狗，这便是华北平原上人们记忆中的美食。我吃的是榆树的嫩叶和新鲜的棒子面做的稠那狗，在有落锅鸡、炖排骨、新鲜土豆炖土猪肉的餐桌，稠那狗便成为一客骄人的素味美食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即脱离了历史情境之后，那一份苦难的载体，它欣然成为美食，我的朋友是从那场饥荒里挣脱出来的，他乐嗬嗬给我讲解那历史的一幕。

那么，我从真名网友杜进明的《黄米糁饭》里，仍然看到饥荒时代的一幕饥饿图，尽管杜进明的饥饿与之那些在地狱门口几度徘徊的人相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就说王海村，据说三年间只有两位炊事员生出了孩子，其他妇女多数绝经。那么，在杜进明不堪回首的饥饿史中，可以比其他人的饥饿来得轻松？这是不必讨论的，食或饥饿的感觉是人的个体体验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饥饿临界点，在反刍苦难的时候，便直抵心境地呼出“我最饿”，公道地说，没有谁最饿，饿是一样的，它威胁生命也是同样的。以前我的上司，回忆饥饿时说他到卖肉店从砧板上抓过生肉渣吃。

然而，在不同的苦难记忆的表述中，有些是我的朋友那样，一边品尝着苦难的肴馔，一边乐嗬嗬的饮酒，有些是杜进明这样对饥饿史充满了愤怒与仇恨，以及连带性地声讨起美食家的辛勤劳动，这说明了个体人在历史中，一方面是以集体意识透视历史，我的朋友说，那时候我们都那样，这是化解他的历史的积绪的直接方式。而杜进明式的不断强化“我的饥饿史”则是另外一个群体的表象，这是一种历史必然。然而，当这群人再也走不出苦难的阴影的时候，他们的精神挣脱不开“黄米糁饭”的记忆粘性，便导致诸多生命创造性的丧失，生命在整个的复述中失却光彩。

苏格兰人，老福特的父亲可为一例，他在欧洲恐怖的黑死病弥漫时，借了一套工匠工具逃往北美，他在担任北美铁路工地的枕木加工小监工时，花一美元一英亩的价钱疯狂置地。此后，他坚定地做稳了农庄主，那场瘟疫的记忆导致没有什么再可以改变他。当年轻时的老福特试图进城学习机器制造以及后来试制汽车时，老福特的父亲都是千般阻绕。那沉重的饥饿记忆，它就令人无法爬出黑暗深沉的历史渊薮。但是，老福特仍然坚持追求他的机械制造的梦想，他在短暂地经营父亲给他的一片４３英亩的土地以后，又投身梦想中的汽车制造，后来，他亲手谛造了他的福特汽车帝国，在底特律。

杜进明的《黄米糁饭》失去了一次摆脱阴影，进向光明的表述机会，他的非职业表述事实可以认为，他在批判饥饿，并且希望一切杜进明饥饿的受众，都是在杜进明的饥饿边缘予以深刻同情。因为在杜进明的潜意识中，有着非常浓厚的苦难即话语权的情结，至少对食行为来说是这样。然而，在辽阔与历史悠久的整个民族的苦难中，即在他人的苦难中，如何取得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共振呢？最关键的是，那颗在苦难中结茧的心灵是如何的挣脱出来飞向阳光。是为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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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来的生活　吃得出的味道

――读古清生美食系列图书

拿到《大嘴吃八方》的日子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在外面闲逛的我接到古清生的电话说，正好到我的住所附近会见一位出版社的朋友，晚上可以一起吃饭，一听到这个我的胃口一下子被吊了起来。在吃饭这件事上，这位仁兄无疑是最佳拍挡，只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各地吃各色美食，或者一个人在家里蒸煮些平常人吃不到的古氏菜肴，然后敲敲电脑键盘，一篇篇色香味俱全的大作即出了炉，看得人心中着急，因为即便每天吃十顿却总也吃不出他写的那些味道来。

回到家门口时，就见古清生也从对面胡同晃晃悠悠地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