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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能说李鸿章卖国，但他是腐朽帝国最强的外交能手，不能不说是强烈的讽刺。

李鸿章的外交密法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开门揖盗，以夷制夷。纸上看来其妙不可言，觉得他真是气势如虹的战略家并政略家。但说起来好听，行之则大可疑。

他的妙法就是将大门打开，让金银财宝露泄之，让他们内讧。这不是昏人吗？李鸿章以为，开门揖盗，如果揖一个盗，那是傻子，如果揖来多个强盗，使之互相争夺，必然大打出手，这时候主人就有所机动了，看着他们各各牵制，岂不妙哉。

如果主人特别强大有力，此法或可行之，听话就乖乖给我互相打斗，不听话就一锅烩。但若主人是一个虚弱的病夫，颠三倒四，昏昏欲睡，那就请客容易送客难了。

引狼入室，在火山口跳舞，自以为得计，实则处处吃亏，而老百姓也就生不如死了。

1896年，李鸿章出访美国时，有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对方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这种客观描述，虽然读起来很顺畅，却只是表面功夫，隔靴搔痒都不算。于个人真实面貌，距离很远。

后来清流经过整肃，元气大伤。到戊戌变法失利三年后，李鸿章病逝。洋务坐大的孑遗袁世凯不断膨胀。许指严先生认为，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新旧胜负的枢纽，操纵在荣禄的手中。而拨弄枢纽开关的，则非袁世凯莫属。

许先生说：“时荣禄握新军之全权，踞天津要区。袁世凯不过受其卵翼之一人，安能与之抗衡？光绪帝自不明形势，轻听新进之狂言，而欲令人操同室之戈，岂非颠倒耶？”

这就不一定了。所谓同室操戈，在光绪帝看来，未必如此，他已泯灭满汉界限，只认道理，不认这种认为的鸿沟。他的眼光很大，早已跳出一个家族的兴衰，而在家国高度考虑问题。另外说袁世凯不能和荣禄抗衡，也属一叶障目。策划周到的宫廷突变，有时只需一个连长就能搞定，何况七千精兵的袁世凯。

问题就在袁世凯是个问题人物，而清流派对之束手无策，改良派事前毫无筹划用心，光绪帝光杆司令，于是这个洋务的孑遗就独领*了。

慈禧西安之后（1）

戊戌变法失败，康、梁等仓皇出逃。

两年后，拒绝变法的慈禧太后在外部力量打击下，也同样仓皇出逃。

慈禧西逃，外国人既羞辱她，也给她面子，给她台阶，她在西安下诏变法，下诏是因为没招。

毕竟，无法像砍六君子的头一样，去砍外国人的头，也无法将义和团全部砍头。

义和团平定后的结局是签订《辛丑条约》，向各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加上利息最终要赔九亿八千万两，俄国为了东三省又和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战。于是只有硬着头皮改。但是她的根性决定了。她的所谓变法，改，就是不改，小改是为了大的不改，假改是为了真的不改。改须有利于我，不利于我者，坚决不改。

张之洞1900年9月，在汉口破获党人机关。不久，他亲自撰文劝诫革命党人。

此时慈禧已经出京逃难。她被八国联军打怕了，于是抚恤洋人，惩办祸首，杀戮大臣，或明正典刑，或发配极边。一是自挣面子，一是给外国人面子；一是泄愤，一是*。处理和杀戮的有董福祥、毓贤、徐桐、载漪、载澜、载勋、刚毅、英年、赵舒翘、启秀、徐承煜。行刑时，由外国人派兵监斩。1900年底，李鸿章在北京和各国公使签订合约，满足其各种压力，但是并不惩办慈禧，老太婆大喜过望，“方以首祸当议己，常悁栗不自安。及见约无之，喜过望，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

这样，在西安客居惨况中，想到了“社稷祖宗”，于是在1901年初，下诏说：“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抒己见，条议以闻。”（《张之洞年谱》）

外逃的喘息中，慈禧命李鸿章统帅全局，万不可激怒俄、英、美、日。差不多同时，下诏变法，实因为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