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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协令他见自己，甘宁跪拜方起，刘协并与他讨个铃铛挂在腰间，对陈群说：“如今本王有此铃铛，日后出入荆扬，恶霸皆避本王也！”

甘宁见楚王刘协果不计较自己出身，又暗中赞扬自己所为，欲百死以报知遇之恩。

刘协让他入文聘帐下效力，与蒋钦等同为大将。

从京师运来的钱财数目惊人，费六百人之力至七月底才完全点清，总计黄金五十六万斤（折合今天计量单位二十八万斤，再折合就是280吨，这个数字也不是很吓人，大概堆起来也就一个谷仓那么多），白银八百万斤，珍珠五百六十箱，奇珍异宝三百箱，精致玄鳞甲六千件，各式强弩四千把，铁胎弓五千张，精绢八千匹，粮草六千石。

其实六百车货物单轮重量，贵重金属占了十分之七八，所谓粮草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

这些钱可以算得上大汉五年的赋税在此，荆州粮草充足，为了等待随时即将到来的大量流民，又向徐州大量购买。

《襄阳治略》全卷问世以后，大量从青、豫、徐三州避难得士子和豪门望族越来越多，荆州八郡官职都已经选择较为合适的人才任职。

在《襄阳治略》全卷中，在楚王刘协五点简略上增加楚王府建制革新问题，如了原有汉制基础上增加治略台、楚王内治台、幕僚台、军机台，治略台设治略九卿，楚王内治台则是主要的家臣，协助打理楚王日常事宜；幕僚台则由最出色的谋士担任幕僚参事，出谋划策，在外地的时候甚至可以代王命行事；军机台设军机参事，专门收集各地信息。

到了九月间，卢植、皇甫嵩、杨彪、荀攸、蒯良、种拂、陈纪、张昭八人成为楚王府治略台治略九卿中八员，而代刘协参与治略政论的陈群是第九人。

在九人协商和调动下，整个荆州的八郡官员进行了大规模调动，以确保《襄阳治略》能够完全实行下去。

第三卷　襄阳之治　第三章　武将群英会

此时楚军五军中的勇武镇北军、忠义镇南军、蛟威镇东军都已经完成征募，楚军军制与中央有所不同，各军统帅为勇武将军、忠义将军、雄威将军、蛟威将军、龙虎将军，各军正常统领部队三万人；各军五员至十员督将，每督将统两到三偏将，偏将统五牙门将，各牙门将统五亭尉，各亭尉统五什尉，各什尉统二十卒。

这样的思路使得部队以督将来调令军队，一个督将领兵在5000…7500人之间，这个思路并不是刘协提的，而是多年征战的皇甫嵩提出来的，以什尉为一个小集团练兵，由牙门将监督，使得练兵的工作派到下层，督将和偏将就可以将精力集中在战术性的调整上，而大军统帅的职责更主要是战略性的思考。

这种改制使得皇甫嵩、卢植等儒将的发挥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给张辽、魏延这样熟读兵书的将军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对吕布和高顺等善于练兵和冲锋陷阵的大将带来了一定的制约，但由于整体协调性更高，好处还是大于坏处。事实上，这也逼迫了吕布、赵云、黄忠、高顺等人开始学习兵法，使他们上了非常大的台阶，同时也为后期楚军周瑜、徐庶两大著名儒将的出现提供了机会。

在财力的支撑下，勇武镇北军、忠义镇南军、蛟威镇东军三军已经初具规模，甲胃精良，战马全是凉州良马。

勇武镇北军以皇甫嵩的三万雍州兵为主，现招募北方流民两万人进行补充，骑兵为主，轻步兵为辅，重步兵次之，只有水军一千人不到，负责在新野襄江上游接应自襄阳北上的物资。勇武镇北军以南阳、新野两郡为驻地，以宛城和新野城为驻防重地，左可攻汉中，右可进中原腹地，上可直挥京师。

忠义镇南军以在并州北部征募的壮丁和当地征募的荆、交两州壮丁为主，吸纳部分荆州部队，采取重步兵、水兵、骑兵并重发展，轻步兵次之，转驻长沙。忠义镇南军以向南征交州和平定山越叛乱为主要职责。

虬威镇东军以原有荆州驻江夏、江陵的水军为主，北方征募的壮丁、流民进行补充，负责江夏、江陵两郡的防守。整个镇东军水兵占据百分之八十，轻步兵和骑兵为辅。

三军兵力、粮草充足，只是除了勇武镇北军外训练和装备都成问题。

襄阳的军备府在郑浑等京城名匠率领下，加工大量符合当初丁原推荐的护马皮底镶嵌甲和飞射骑兵专用的皮底镶嵌甲（以皮甲为基础，在必要处镶嵌玄铁鳞片）。

蒲元则专攻武器制造，采取百煅工艺和冷淬工艺相结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