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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死抵抗，战后却很少能得到幕府的奖励，人人心怀怨愤。好不容易盼到幕府倒台，然而所谓的“建武新政”也无法给他们以实利和补偿，因此都恨朝廷入骨，希望再建一个能对自己有利的武士政权。尊氏的到来，对他们而言，仿佛是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于是趁着官军因胜而骄，追赶不力的机会，不过一个月，足利尊氏在九州拉起了一支庞大的部队，号称五十万，延元元年（1336年）四月三日启程，分水陆两路浩浩荡荡地踏上了东征之途。

决战凑川（1）

此时的朝廷方面，北畠显家的陆奥军已回防奥州，在播磨（兵库县）布防的只有新田义贞所部两万多人。面对如此强大的敌军，京都朝廷再度手足无措。只有楠木正成足够沉着，他早在尊氏西渡之时，就已经开始考虑未来的形势对比和相应的防御对策。当后醍醐天皇向正成问计时，他胸有成竹地奉上了写成已久的《楠木奏折》。

在此奏折中，正成写道：“尊氏既已率筑紫（九州岛的旧名）九国之众向京都进发，势若云霞。我方以疲惫之少量兵力同来势汹涌之大兵力周旋，倘采用常规战法必败无疑。应召回义贞，如上次所为，君王临幸山门，正成仍下河内，以畿内之兵封锁淀川河口，从两翼进攻入京之敌，使其军粮枯竭，如此，则敌必将疲惫不堪。乘此机会，我方逐渐集结兵力，彼时义贞自比睿山，正成自后方来攻，则朝敌一举可灭。义贞也可能有这样想法，即如果连一仗也不打就撤退，人们会认为窝囊，是可耻的，因此要防卫兵库。可战争最重要的是最后的胜利，应考虑此时情况，然后决定。”

孙子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说要把握战争的主动权。正成在这里提出的粮食战略，就是变被动为主动的战略。如果按此战略部署，义贞军奉天皇固守比睿山，切断北陆方面粮道，正成封锁住淀川河口，扼制来自濑户内海方面敌人的水军，进而会同义贞军从南北两方夹击困在京都的足利军，那么，足利军则不仅粮道断绝，并且腹背受敌，有可能改变此次战役的结局。

当然，足利尊氏也有可能吸取上次的教训，并不急于进入京都。那么他就面临着或是进攻楠木军或是进攻新田军的选择。如果他进攻楠木军，则楠木军可以重新退守金刚山区，凭借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和坚固的防御体系与足利军周旋，使新田军积蓄实力，并等待北畠军二次南下，与足利军决一雌雄。如果尊氏大军北上攻击新田军，则楠木军一来可以截断自九州而来的足利军后援，陷足利军于困境，二来可以尾随足利军北上，与新田军南北夹击，在野战中击败足利军。

然而以参议藤原忠清为首的公卿们却竭力反对这一正确战略，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朝敌不是急欲窃取皇统的足利尊氏，反倒是要剥夺他们来之不易的优裕生活、赶他们出京都的楠木正成。后醍醐天皇也是同样想法，他驳回了正成的奏折，命令他率兵出京去协助新田义贞，抵御足利叛军。

因为建武新政失去人心，最主要是失去了各地的武士之心，据说声威赫赫的楠木正成在本领内征兵时，曾和他出生入死的武士们都面有难色。楠木正成的本领在河内一带，在面临幕府百万大军的时候，这些河内武士坚决与正成站在一起，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他，而如今却不愿再次与正成并肩战斗了。是正成变了么？没有，正成依旧英勇善战，依旧决胜千里，依旧是当年金刚山上的楠木兵卫正成，变的是站在正成身后的后醍醐天皇。想当年“元弘之变”的时候，河内武士是不堪幕府的压迫，寄希望于正成带领他们支持后醍醐天皇，推翻幕府，改天换地，从此扬眉吐气。而今镰仓幕府被推翻了，武士们却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甚至面对着还不如幕府时期！这样的朝廷已经不再值得他们去效命，这样的天皇已经不再值得他们去奋战。在河内武士看来，若是出身武士的足利尊氏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们恐怕会得到比现在更多的利益。

对此情况，正成又何尝不知呢？他的内心同样充满着矛盾和痛苦。他完全了解，后醍醐天皇没有给社会带来光明，而现在又丝毫没有改变错误政策、哪怕是略微反省一下自己的举措。人心已经全面转向足利尊氏，后醍醐天皇一方的失败是早晚的事情。但当足利尊氏举起反旗那一刻，正成已经认定他是叛贼。正邪不能两立，更何况“只要听说正成未死，圣业必能实现”的誓言言犹在耳。文死谏，武死战，事到如今，正成谏已谏过，唯有拼死一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理想已然破灭，怀着理想的人既然不愿屈从于现实，那也就只有随理想而去了。这是古往今来许多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