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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寄出一封类似的信件。作为民主党人的他是不会向我寻求任何帮助的，而且他知道我也无所求于他，我们从未探讨过这个问题。

但我终于未能逃脱。５月的一天，白宫办公厅主任麦克·麦克拉蒂打电话给我，说他和总统正在看我在《美国新闻》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文中我敦促克林顿政府采取措施改革政府管理，其中有一些批评意见。他问我是否可以和他共进午餐，以便进一步探讨。当时我并不认识麦克拉蒂，但我接受了邀请，在白宫与他共进的午餐。此时，总统本人顺便也来拜访我，我们还就他所遇到的困难谈了一会。麦克拉蒂在结束我们的谈话时说，白宫需要任用一位有华盛顿工作经验的资深的人士以便支持白宫的运作，并问我是否可以推荐几位，我答应考虑一下。

在那之后的星期六下午，麦克将电话打进我家，想知道我是否已有了人选，我推荐了卡特政府曾用过的两个人，斯图·埃曾斯塔特是其中的一位。我们就谈了这些，他说他会再打电话的。我开始纳闷他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

星期三晚上，我在路易丝安那州立大学讲演，其后驱车返回新奥尔良，中途在菲利浦斯６６号车站停靠以检查电话信息，得知白宫接线员要我回电话。当我打通时，发现她将电话接进了麦克家。

“大卫，任命的事我们考虑了很多，总统想与你谈谈，希望你能亲自出任这个职位。总统对这件事非常认真，非常想与你谈谈。”电话差点儿从我手中滑落下去。“明天晚上你能否来我家共进晚餐？就我们两人。”

第二天晚上白宫与国会就预算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辩论，麦克１０点以后才到家，他的妻子唐娜为我们烹制了美味的羊羔肉。他推心置腹地向我讲述了新政府所面临的困难。午夜过后，总统打来电话。

“我遇到麻烦了，我需要你的帮助。”

在一对一的交谈中克林顿颇具说服力，在其后的３０分钟里，他诚恳而令人信服地向我倾诉着。他告诉我他陷入了多大的困境，我的经验和判断力如何能帮助他走出困境，我怎样作为桥梁去沟通他与媒体、共和党和华盛顿要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国家来说多么地举足轻重。他问我是否愿意考虑一下。

他们所酝酿的这个职位有双重头衔：“总统顾问”和“联络处主任”。他们以前从未任命过“顾问”，因此这个头衔可以使用。至于“联络处主任”，乔治·斯蒂芬波洛斯一直担任该职。他们说他已经同意改换其他角色，作高级政治顾问，负责与议会中民主党人的联络事宜。

我说我愿意考虑顾问一职而不是联络处主任。如果我能来，我将愿意帮他物色一个新的联络官员并对其工作进行监督，但我本人不想再做那个工作。此外工作期限要短。考虑到我与共和党的关系，协助克林顿管理政府将是相当困难的，但我强调在与共和党为对手竞选时，我不能留在白宫，而且我也不想因我的到来而使乔治的职位发生改变。总统与斯蒂芬波洛斯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应该留任。如果改换他的职位，我将被视为是怂恿总统做出这项决定的人。这对我与白宫办公厅中仰慕他的年轻雇员的关系有害无益。他们同意不再要求我出任联络处主任，而且一系列的竞选活动，我也可以不参与。可为什么要用我替下斯蒂芬波洛斯，我一直找不到确切的答案，后来发生的事证明其用意在于降低我的行政效力。

总统说他们非常希望立刻调动我们两人马上上任，他周五将出差一天，副总统会打电话给我继续协商此事。我说这事关重大，需要时间与我的家人和朋友慎重考虑。我和安妮以及孩子们打算在星期六早晨去百慕大群岛短暂度假，下周三返回之后再做决定。我建议麦克在这之前宣布对乔治的任命。

第二天，艾尔·戈尔打来电话，坚持要我立即做出决定。他解释说，走漏消息的可能性太大了。如果宣布对您的任命使全世界都感到很意外，那是再好不过了。他为我描述我的光明前景和五人集团的组成，即总统、副总统、第一夫人、办公厅主任和作为顾问的我。我说如果我同意，我应与总统以及办公厅主任保持直接的汇报关系，这非常重要。戈尔似乎应允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急切地找到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商量，我相信他们的判断力，也相信他们都能保守保密。一个是与我在《麦克尼尔／莱若尔新闻时段》一起共事五年的好搭档马克·希尔兹，另一个是我的挚友，里根总统最后一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肯·杜勃斯坦，还有莫特·朱克曼，吉姆·莱若尔尔和艾伦·格林斯潘。惊讶之余，多数人善意地分析了我将为国家做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