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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太多的苦难，应该免遭指控。福特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三天后举行，合众国际社记者海伦·托马斯直截了当地向他发问，问他是否同意洛克菲勒的观点，福特说，他已经“在此问题上祈祷上帝请求指点。”福特接着补充说：“直到采取任何法律程序，才能有指控、陪审团才能进行诉讼，我认为现在我作出认何承诺都是不明智、不合时宜的。”换言之：也许有一天但不是现在，我会考虑豁免问题，除非直到尼克松被指控，否则这个问题将不被提出来。当时福特已经为最后豁免透露了一丝信息，但对大众和总统身边的人来说，好像要几个月后才能发生。

福特的思想正在转变，两天后，他对他的三个亲信哈特曼、布肯和杰克·马什说他想马上实施豁免，他们都惊呆了，他为什么多次发出信号给对方？他们现在该怎么办？在背后，他们还在说想劝阻他，但他们都知道，总统已经下定了９９％的决心，而且他一旦决定，很难改变。“实际上，没有人绝对赞成，也没有人坚决反对，”哈特曼写道。显然，只有黑格期望提前豁免，而记录上显示他决定退出讨论。

总统身边最亲近的顾问也没有得到任何暗示他要干什么，可以想象星期日上午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正在教堂礼拜时，福特通过广播宣布豁免令，人们会多么吃惊。大家都很清楚新闻署长特霍斯特突然辞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由于总统发表声明，却把他蒙在鼓里，３６小时之后他才得知此事。总之，对这个声明人人都感到吃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正从华盛顿市区一家饭馆出来，听到播放关于尼克松的“周末之夜大屠杀”的内容，我还记得当听到汽车收音机播放关于豁免时我差点儿在弗吉尼亚的一条后街上翻了车。他的下属、国会、媒体和公众都感到困惑，甚至可以说是极度愤怒。

民主政治中的确有领导人出奇制胜博得了公众的喝彩，如艾森豪威尔第一次竞选之后的朝鲜之旅，肯尼迪的登月计划以及尼克松访华。戏剧化的声明获得了极大成功，让他们不禁沾沾自喜。可那些都是好消息，所以给人们带来惊喜。而福特的声明却另当别论，通常当白宫的决定会引起争议或要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时，高明的总统总是先做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的前期工作，以便让公众在心理上做好准备接受声明。

有一个尽人皆知的例子，林肯在１８６２年夏天决定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他却一直把这份宣言锁在办公室的抽屉里，直到联邦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给了他可以把全国统一起来的资本时才把它公之于众。同时，他在此前也给了公众许多暗示，其中包括公开发表了致霍勒斯·格里利的一封信，为宣言的公布打下了伏笔。邦联军队在安堤坦河的重大伤亡是他盼望已久的良机，决定九月份公之于众，可即使这样又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在次年一月才正式签署这份宣言。林肯深谙公众心理，他耐心等待时机成熟，直到水到渠成才行动。

无独有偶，富兰克林·罗斯福在１９３７年就预见到美国很可能被卷入欧洲的战争，但他没有鲁莽地签署一系列总统令，因为他清楚美国人认为自己远离欧洲战场，还蒙在被里酣睡，是不情愿被人拉下床的。所以他慢慢地唤醒公众注意外面世界的危险，提醒他们为最后的牺牲作好准备。批评者指责他误导了国家、向人民说了谎，让公众跟着他的指挥棒转，他本人日后对此也供认不讳。但大多数历史学家公正地认为罗斯福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渐渐唤醒了处在蒙昧状态下的国家，使美国在心理上和军事上都作好了参战的准备。这样当日军偷袭珍珠港时，美国才有可能采取如此快速的反应，以巨大的爆炸当量改变了战争进程。

如果福特愿意按类似方法行事，想个周全的策略并不难，比如他可以在九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尼克松未来的命运给了他很大压力，而他尚未想出好的解决办法。然后他可以阐明为什么立即豁免符合国家利益，然后再提出三个其他方面的理由，这样可能引发全国性的辩论。无疑《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这些报纸会大力抨击这一观点，民意测验的结果可能也表示反对，但总统可以引导这场争论，最后谅解的主张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直到最后听起来合情合理。一些起关键作用的少数派，包括南方民主党人、副总统洛克菲勒和其他一些人会支持这种做法。但即使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匆匆宣布豁免也会遭到非议，甚至可能引发局部激烈的反对，但绝不会达到动摇总统位置的程度，那样福特就达到了最终目的，但仍需采取迂回的策略给公众以准备，要是他那样做的话，可能仍能继任总统。林肯和罗斯福是深谙此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