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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同样的下场。１９１９年，芝加哥“黑色短袜”橄榄球队的几名队员在打完世界杯循环赛后被永远禁赛，我们的所作所为永远玷污了自己的名声，在政界我们何尝不会被踢出去？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但是我发现美国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国家，所以，所有为尼克松效力的无辜的男男女女，甚至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都会继续在人生中创造更大的辉煌。可那段日子，不利于我们的形势一触即发。

对于我个人来说，已经风平浪静。新总统上任几周，我仍旧管理着白宫撰稿人，力争使原来尼克松的人与新来的福特当副总统时期一部分工作人员融为一体。可一天早上，福特新的新闻秘书杰里·特霍斯特宣布任命保罗·泰斯为白宫撰稿室领导，真是雪上加霜，老天爷！竟然是这样。这个新队伍里没有一个人事先透露消息给我或者给艾尔·黑格，他当时是白宫办公厅主任。艾尔和我一样生气，但我们又做不了什么。那是他们的白宫，不是我们的，他们有权让他们自己的人负责，不管这事办得多不得体。国会的老议员保罗·泰斯确实是一位好人，随着时间流逝，我越来越感觉到我喜欢他和他招募的人了。但当他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以高级撰稿人身份留任时，我谢绝了。

内阁中有一个人引起过我的注意，他就是威廉·西蒙，１９７３年，他如飓风般旋入华盛顿，担任尼克松的首任能源部部长。那时ＯＰＥＣ正开始紧缩世界石油供给，之后，当危机减弱时，他在１９７４年５月成为财政部长。我在一个严厉、武断又充满爱心的严父身边长大，因此崇拜那些能够驾驭强大权力的人，比尔就是这样的人，很多人都害怕他。经济上下起伏不定，但他是弄潮儿，年青人就喜欢这样。我被免职那天，我打电话给他，说我在攀他这个高枝儿。傍晚，我们达成了协议：我到他那儿，为他起草公文并担任政治顾问，他和他的手下教我经济。对我来说这是一桩好买卖，财政部的同仁教会了我所有关于自由市场和财政的规则。

与比尔·西蒙合作的一年里，让我坚信：年青人在从政的早期必须受雇于一个聪明能干适合做其良师益友的人，换言之就是做别人风筝上的一翼；或者加入一个专业水准高、充满活力的组织，使自己在其中受到磨炼。在西蒙手下和财政部里，我幸运地鱼和熊掌兼而得之。他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执行官，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整天都在不停地工作。他来自纽约投资公司中的所罗门兄弟公司，所以习惯于冒险，只要掌握到别人所了解信息的百分之二十就做出决定。在投资界，只要你能打出油，打两个干井是没关系的，西蒙的第六感官特别灵敏，他知道钱能从哪儿流出来。在公共政策竞技场里，靠第六感做出判断非常危险，但他能及时自我修正，在任期间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那段日子里，比尔的脾气相当暴躁，就像上了膛的子弹。他爱向人发火，爱掰断铅笔，这都是出了名的。我有一个女助手，非常害怕他。一天下午，他的办公室里打来电话说要一篇演讲稿，我那助手跑下楼去送，结果在大理石地上滑了一跤，扭断了脚腕，要不是她平时表现不错，她就麻烦了。但比尔也有仁慈的一面，他对我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财政部长在任职期间至少要做一次环球旅行，当比尔打算远访前苏联、印度和斯里兰卡时，我都紧随他和他的妻子卡罗尔，旅程长达十天之久。现在一些领导人认为自己很忙，也很害怕反对派指责他们去用公款旅游，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时间去了解他国文化。更可悲的是，他们知识极为贫乏。西蒙是惟数不多的知道怎么旅行的人，我把他看作是与众不同的老板。他总是高期望，高标准，他是团队的核心。在现在的领导中，这样的人物不多见。任何一个年青人在这么艰辛的一年里都会受益匪浅。

我认为自己彻底离开了白宫，可我却没有。西蒙从白宫开会回来说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以前在为福特工作时的一个同事秘密打来电话，让我暗中帮助他撰写稿件。

福特正艰难地想促成一个平稳的管理队伍。他从国会山带来的那批人经营白宫显然人手不够，再者，尼克松的人也已走得差不多了。福特别无选择，只有吸收新人，只能靠他在国会山中的广泛交情，结果自然是很复杂的。新招募的人中最知名的是唐·拉姆斯费尔德，他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节的位置上调来任非正式白宫办公厅主任，还有他的副手迪克·切尼，两人不久便与哈特曼和他日渐增多的部下水火不容了。

哈特曼认为拉米和切尼二人尼克松气味太浓，而且拉米和切尼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声望，他们曾在尼克松下属的行政部门工作过，这也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