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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在他的天性中，与天使相伴而生的是地狱中的魔鬼，这两个方面，即光明和阴暗，并没有争个你死我活。尼克松好像能驾驭二者，使他走上权力之路。但是当魔鬼占了上风，使他在面对对手时，犯下了罪行，魔鬼摧毁了他。最终阴暗的一面扼杀了他。尼克松的垮台是基本准则的一个活生生的例证：领袖的魅力源于内心。

尼克松会在玫瑰园大谈美国的理想，并且说话算数。可是回到私人办公室，就对他的敌人怀恨在心，并不惜用一切手段把刀子刺入敌人的胸膛。作为律师，他最引以为荣的时刻就是在最高法院做辩护，他为自己所受的法律教育而骄傲。但是正如那些有关水门事件的磁带（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冒烟之枪”）所显示，当他毫不犹豫地命令霍尔德曼指使中情局阻止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时，他知道他在妨碍公正；当他在全国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否认白宫卷入了水门事件时，他知道他在说谎；当他指使科尔森偷偷潜入布鲁金斯研究院时，他知道国家安全是一种虚假的正义；当他命令对记者、对自己的助手，甚至对最受欢迎的讲稿撰写人比尔·萨费尔进行窃听时，他知道自己太过分了。他有一种用严酷的权力来战胜问题的倾向，而不愿用民主统治所常用的工具来解决问题。

他还知道那些代表他的人在肆意地侵害别人的权力。尽管他对国家安全秘密的关心是合法的，他还是使这些关心超过了政府职权的范畴。尽管他以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候选人形象参加总统竞选，他还是违反了他该维护的法律和传统，还唆使他周围的人也这么做。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错误的，他走过了头，使他本能中最糟的一面倾泻出来。

鲍勃·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和雷·普赖斯都在他们的文集中把查克·科尔森拉出来当作真正的罪魁祸首，这个人激起尼克松的愤怒、唆使总统猛击他的敌人，然后不通知别的工作人员就实施尼克松那些最暴怒的指示。一听到水门入室盗窃案，他们都下意识地怀疑科尔森是否卷入其中。

科尔森恶毒的一面深藏不露，使年轻一些的工作人员无从知晓，总统的习性也是如此，这正是尼克松的白宫分崩离析的标志。我在科尔森办公室几小时几小时地开会，从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随着１９７２年大选的临近，他在上午９？押１５分主持了一个每日“进攻”小组会，安排在政府内以及在美国国会山上痛击民主党的竞选，雷·普赖斯让我参加演讲稿起草工作，帕特·布坎南和肯·哈希根也在。我所能够记得的是那已接近违法，同时也是很没有品味的一个主意，即一些万事通们提议让当地消防部门参与同性恋者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萨金特·施赖弗农场举行的游行。这个哗众取宠的花招没能得逞，其他事情都光明正大，没有害人之处。竞选结束后，科尔森给我们每人的一个袖口链扣上都刻上“９？押１５”，我一直保留着它，这是我首次进入国家政治运动中心的一个标志。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大多数人所没认识到的是科尔森与尼克松单独会晤，策划形形色色的卑劣勾当。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努力去平息一些科尔森的提议，但不是总能成功。毫无疑问，他们非正式地同意了其他一些提议。录音不能完全清楚地表明，都有谁参与了这些不当行为。

尽管如此，责任在于谁却很清楚了，是的，责任在于科尔森，但最终责任还是在总统。那么科尔森的诱导又该如何解释呢？尼克松本应该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拒绝他，但他们不得不承认尼克松想让科尔森留在自己身边，想让他服务于自己阴暗的一面。正如那些为尼克松工作的人认为他作为领袖取得了伟大的业绩一样，我们不能把他的错误归咎到别人身上。哈里·杜鲁门说得对：“愚弄行为当止于椭圆形办公室。”

尼克松显然觉得要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也就是行使权力并牢牢地抓住它，就必须经常自私自利，并善于操纵他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有时言行粗鲁，他的大多数后继者也是如此，但尼克松的不安和愤怒能使他失去理智。为他工作的人们感觉到：他处于下风时反击，状态最佳；而当他处于上风时，他的状态却是最糟的。例如，他以压倒的多数获胜，刚刚再度当选，他就准备摧毁挡路的任何人、任何事物，甚至损伤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我与其他人一样质疑，他是否觉得自己有资格站在权力的顶峰？也许他有某种自我厌恶心理，这种心理触发了自我毁灭的强迫性冲动。我没有资格做出心理分析，但是，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不能很好地与人相处的人，他看起来好像拒绝温柔的情感，选择以坚硬如钢的态度面对世界，而这使他深深地陷入到政治麻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