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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认为领导者“在下属面前必须显示出自信心，必须维护自己的权威。当然，有些人骨子里就散发出权威，有人说那是与生俱来的，那权威就像液体在自动流淌出来，却很难说出它到底包含着什么。”戴高乐解释道，“权威高于职位、军衔所带来的权力，权威来自于别人对你的尊敬、对你的爱戴，它的影响力十分巨大。”

戴高乐认为，为了获得这种权威，领导者不仅要具备伟大的品格，他还必须与公众保持距离。“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没有神秘感也就没有了威望，因为人们一旦对你熟悉起来，敬慕就会消失。所有的宗教都有自己的教堂，对于自己亲人来说谁都不是英雄。”戴高乐并没有象其他的政客那样，塑造一个虚假的自我，而是努力在公众与真实的自我面前加大距离，从而提高了他在公众面前的知名度，这一切做得那么真实，因此增加了他的个人魅力。

如果哪位美国领导人效仿戴高乐过了头，他就不能成为好的榜样。尼克松告诉我，他是多么希望能够以戴高乐的方式召开新闻发布会：一年两次站在爱丽舍宫里，在水晶吊灯下面，面对着千余名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戴高乐身着军装，可以就他自己喜欢的问题单独谈上２０多分钟，然后回答问题。问题最多不超过三个，而且是他的新闻办公室事先安排好的，然后他就可以大模大样地离开房间。我想美国有半打儿总统喜欢这样的风范，特别是尼克松、卡特、布什。但是尼克松却说：“这样做不对。”

没有一个美国领导人愿意像戴高乐那样过隐居的生活，从互相谦让的民主政治中退出来。戴高乐有如下精辟的观点：他认为领导人对自己要有保留，应该给自己充分的空间并有时间思考，保留大部分的隐私。领袖不一定要在公众面前制造或展示一个虚假的自我，谁自欺欺人，谁就会倒台。领导人必须真实地面对人民，就像他真实地面对自己一样。

孤独的人往往需要思考的空间，尼克松有时白天会躲进寂静的书房，通常是在老办公楼里或者在白宫驻地楼上的书房里，远离椭圆形办公室的繁忙事务和拘泥的礼节，这样做他可以有机会去思考、书写材料并对当天的事情作出决策。我们曾经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劝说年轻而且风华正茂的克林顿划出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他这样做了之后，发现做事更有效率。

必须承认，尼克松躲在老办公楼里时，也浪费了大量时间。他不是在思考，而是给霍尔德曼打电话叫他来闲谈，一谈就是四个小时或者更长，或者就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给他的下属下几道长达几页的指令（我认为最有趣的就是霍尔德曼给白宫副官传达的一份备忘录，是尼克松的指示：“总统希望保龄球员能够前来，陪尼克松夫人和女儿翠西打保龄球，越快越好。”）。但是仍然不容怀疑，那些远离政务的时光使尼克松做出了他任职期间意义深远的决策。

从尼克松身上我了解到总统获得私人空间，可以使其大受其益。在今天的疗养政治中，政治领袖们有一种冲动，他们要在电视上表达内心的感受。我们对他们了解得太多了，他们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克林顿在音乐电视上告诉我们有关于他内裤的事，这已经达到底线。许多人会告诉我们他们婚姻的原动力、他们子女的问题，以及当他们失去自己兄弟姐妹时内心受到的痛楚。选民们应该认清并评估他们所选举的人的品质。可是电视上，政客们对其生活夸夸其谈，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应该象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里根那样，保全和捍卫神圣的自我。

尼克松欣赏这一点，不喜欢作为总统而过多地抛头露面。他要确保无论是助手还是新闻界都不能打探到他的私生活。他的妻子帕特从来没有想要成为公众人物，她也从未这样做过。他的两个女儿朱莉和翠西在他当选总统后，都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但她们都没有成为名人。就像克林顿成功地把保护外衣穿在了切尔西身上一样，尼克松对他的女儿也是这么做的。每个人都从中受益。

自从在电视上发表了有关财政演讲的那个晚上，尼克松认识到了黄金时段的电视威力。与其他总统相比，他在电视上出现在黄金时段的次数要多一些，６年内共有３２次讲演和新闻发布会。他非常聪明地认识到不应过多地抛头露面，他告诉我说：“在电视黄金时段露面，每年不应超过４次，但每一次都要奏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尼克松说克林顿在公共场合露面过多了，大大降低了他的效力。他的观众在关掉电视。对于尼克松而言，领导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留有悬念，这样人们就非常想知道他就某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