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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年代晚期，我在海上服兵役，我们的船正从日本出来，我从未受到国内动荡局势的影响而变得激进，而且我个人认为仍要守住越南。他理应明白在国内的诸多问题上，我对于主要的问题都采取了温和态度。在民权问题上，我是个自由派。尼克松在国内问题上的观点要激进得多，至少比舆论界导向的要激进，这一发现使我又惊又喜。其实我并不像他身边的帕特·布坎南等人那样属于彻底的保守派。雷对我作出的解释是他希望工作人员中有代表着各个派别的不同声音。白宫里的很多人对于我的加入持反对意见，也有很多与我观点一致的人已经加盟其中，有一些就是演讲撰稿人。他告诉我，一切要比我预想得要好。另外，他选择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都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雷，直觉告诉我，我可以把前途命运托付给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国内局势比较稳定时，他是《纽约先驱论坛》社论版主笔，乔克·惠特尼任出版人。１９６４年，雷发表著名社论支持林登·约翰逊，反对巴里·戈德华特。（戈德华特，生于１９０９年，美国政治家，保守的共和党人，１９６４年参加总统选举未获成功。——译者注）但是雷仍然是克制的保守派。他是最先加入到１９６８年尼克松选举班子的大学校长之一，继而成了这位新总统的知已、一面镜子、一个强有力的笔杆子。

那天，我们越谈越投机，谈话结束时，他承诺说会再找我。如果我们共事，我们都能谨慎行事，我们俩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如果他对我的背景了解得少些，而对我架构文章不经意的习惯了解得多些，我想他就可能不在我身上打主意了。

没过多久，雷给我打电话，说我可以在他那儿工作一年，这样１９７１年１月我到了尼克松时代的白宫。当时我们俩都没预料到一年的期限能延长至三年半多，这段时光汇集了我成长历程中最可宝贵的经验。

理查德·尼克松１莎翁笔下的原型（2）

初识尼克松

我和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见面时，他几乎没有注意我，但在我的心中，那次见面留下了宝贵的记忆。事情发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当时我是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正要去服兵役，心里盘算着有朝一日是否还能回到北卡罗莱纳或者到华尔街去试试运气。当时尼克松暂时退出政界，因为他在１９６０年总统大选中失利，又在１９６２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中惨败，他去西部“疗伤”，攻读法律书籍，以便回来再战。

尼克松要来坎布里奇与学法律的学生见面，好为他在纽约的公司物色工作人员，消息一传出，我们大多数人都勇跃参加面试。他的随从进行了初选之后，只剩几个人获得了与尼克松本人单独见面的资格。此刻他就在我面前——声音低沉、狭长的面部轮廓、一双捕捉别人心灵的眼睛。这就是尼克松！我们交谈时，他的眼光掠过我的肩膀，投向电视机，电视正在静静地播放着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他让助手与我继续交谈，自己看起电视来。

我们道别的时候，我旁敲侧击，“得分是多少？”我一语双关地问。他善意地回答了我，然后又加了几句忠告，后来证明他的忠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你要参加海军，对吗？别去律师总公司做律师，去军舰上做指挥官吧，那样你可以接受领导艺术的真正训练，以后你会从中受益的。”我接受了他的建议，高高兴兴地到一艘维修船美国阿甲克斯（ＡＲ－６）号上当了一名损伤预防员。后来证明，学习损伤控制技术为我在白宫未来的岁月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我是１９７１年年初成为尼克松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当时他第一任期已经过半。我是队伍中的第三梯队，小人物，又没有名气。后来我发现共和党人等级制度森严，不像民主党那样上下级比较融洽和富有开拓精神。艾森豪威尔曾教诲尼克松说：一个优良的组织从来不会证明领导人的领导效力，而一个瘫痪的组织每一次都将他置于死地。因此，尼克松制定了自上而下的强有力体制，招募到鲍勃·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亨利·基辛格替他管理（尼克松本人不擅长管理）。自艾森豪威尔卸任后，霍尔德曼成了白宫的首任办公厅主任，埃利希曼和基辛格分别掌管国内、国际事务（肯尼迪和约翰逊任总统期间，白宫没有正式办公厅主任。——作者注）。我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已经把白宫管理得井井有条。

尼克松以冷漠著称，不愿与他的工作人员面对面交谈，有什么事希望他们写成书面材料。林登·约翰逊在白宫的一部电话可以与６０个人通过分机直接通话，而尼克松的那部只通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