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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权和声音都要大，因此这个方法很奏效。他先给他们注射了预防针，在辩论中他自然是提前占据了优势。

＊有一个好结尾。他做总统后期，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时在讲演的结尾会偏离主题，使他的听众困惑不解。但在里根担任总统的前期，他通常以一个“结语”结束讲演，“结语”可能是一个动人心魄的字母，可能是令人流泪的故事，也可能是抓住了他讲演内容精髓的名言。这都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他曾经是个演员，他想把最使人难以忘怀的句子留在最后。

罗纳德·里根7　伟大沟通者的秘诀（8）

撰稿人与总统的和谐之声

为纪念盟军欧洲登陆纪念日４０周年而进行的演讲是里根演说的精华。他站在杜霍克峰的悬崖上发表这次讲演，老兵们在他面前，身后是大海。他描述着那些往陡峭的百尺悬崖上攀登的士兵们，德国人的炮火随时都可能将他们炸得粉身碎骨。他的听众们感动了、流泪了。里根的追忆从头到尾都在枪林弹雨之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以至于１０年后，在纪念盟军欧洲登陆日５０周年时克林顿和他的撰稿主笔唐·贝尔全力打造讲稿好能够使克林顿的演讲能与里根的相媲美。（结果的确如此。）

现在我们反思一下：里根的讲演稿是由一个叫佩吉·努南的年轻人写的，她在此前四个月来到白宫，可她却从未就这次演讲与总统交谈过，其他的也是如此！佩吉来到白宫时，我刚刚离开里根班底，我是在读她的回忆录时才了解到这个情况。白宫里发生的事很少能触动我，可看到这儿，我惊呆了。实际上，就像她写的那样，从她受雇于白宫那天算起，白宫的总统讲演创作班子已经一年没看到里根了，她第一次与里根接触是他在杜霍克峰讲演之后，是他打电话向她表示感谢。然而她都没有被邀请参加那次活动。

人们该对此做出怎样的解释？这样的上下级关系让初来白宫的人感到心寒。无论是白宫的还是其他机构的撰稿人均需要定期与领导人接触，仔细思考、了解领导人的性情、找出挖掘他们深邃内涵的方法。尼克松的讲演撰稿人普赖斯、萨菲尔和布坎南都常常与他见面；福特对于政府的管理显示出他的愚笨，但他的撰稿人却能经常与他交谈；克林顿甚至能叫出他撰稿人的小名，可里根差得太远了，这么多年来只有皮特·汉纳福特、肯·哈希根，还有佩吉·努南有幸一堵他的容颜。我想在白宫里他只认得一两个他的撰稿人。

佩吉·努南虽然从未与里根有过接触，却能够创作出有里根风范的讲演稿，这一事实引发出另外两种思考。佩吉了解里根，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在发表他的观点，而且反复调强。这已经在她的头脑里留下了清晰的印迹。里根初来华盛顿时，派人给他的创作班子一大堆他过去的讲演稿，吩咐他们仔细阅读。创作小组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十分清楚里根过去信仰什么，以什么方式表达他的信仰。他们的任务就是以旧换新，以新词适应新内容。托尼·多兰有一次采访了学者小威廉·Ｋ·米尔，后者是里根最喜欢的作家。事后，托尼得出结论：“我经常说给总统写稿就是写出那些他已经说过了的东西，然后把稿子交给他，他好再说一遍。”

从努南的经历中我们得出了第二条经验：启用那些哲学观和文化观与总统协调一致的撰稿人非常重要。里根当选后不久，我把我的位子交给了小阿拉姆·白克希恩，由他统领白宫讲演撰稿人小组。阿拉姆是个文笔幽雅流畅的作家，在尼克松执政时期，他就有出色的表现，是一个纯粹的保守派。为了取悦于上司，阿拉姆雇用了其他一些保守派作家，多兰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撰稿人小组通过吉姆·贝克向里根递交报告，后来通过我递交。

贝克并不是顽固的保守主义分子，我也不是。由于我们吸收了许多激进分子为总统讲演撰稿，所以不时地遭致中间派的非议。激进分子起草的稿子措辞激烈，火药味常常弥漫在政府周围。国家安全局和国务院一直都为里根总统一旦采纳这样的讲稿而忧心忡忡。我和贝克及达曼都认为，里根能拥有与其观点一致的撰稿人写作队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从多种政治选择中找出最好的，然后再给总统审阅。总统却说，如果他能够用一种风格的文章就能实施有效的管理，他就不请这么多作家为其撰稿了。

在１９８３年３月，里根想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的福音论坛上发表有关苏联的威胁实质的演说。托尼·多兰起草了一份措辞犀利的讲稿攻击苏维埃体制，其言辞的激烈程度足以使门窗吱嘎作响。托尼因揭露康涅狄格州的有组织犯罪而获普利策奖。如果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