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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我们能够转过身来。我们头顶上不再是太阳展现出无边力量的天空;人们看不到天空,只看到阳光。身边的每个地方都散发着一种极其难闻的气味,用来保护我们避免感染疾病的衣服同时也是赚取同情眼泪的道具,而且还能掩盖住围观的犹太人眼里的幽怨笑容。我们在污秽物中艰难跋涉,放慢了脚步,也使得自己有了环顾四周的时间。我们每走一步都非常轻而小心,以免踩到小朋友。在排水沟里玩耍、在污秽物中爬来爬去的孩子就像是粪堆上孵化的寄生虫一样。谁不愿意迁就这些只有一点点玩耍心愿的小孩子?如果一个人认为儿时的玩耍就是现实生活的写照,那么这些儿童的摇篮就一定是所有鼓励、所有健康、所有生命欢乐的坟墓。你担心这些塔一样的房子会倒下来砸着我们?哦,根本不用担心。它们经过了仔细的加固,就如关押叫声清脆的鸟儿的鸟笼,坐落在永恒咒怨的基石之上;它们由贪婪的勤奋之手建成,抹墙的白灰里掺杂着奴隶的汗水。别再担忧,它们非常结实,永远也不会倒。
就如伯尔纳评述的那样,即使在所谓的“开明”时期,当其他德国城市放松了对犹太人的限制时,法兰克福却依然我行我素,拒绝执行约瑟夫二世的“宽容公告”(1782年),并且查抄埃弗赖姆·莱辛同情犹太人的话剧《智者内森》。犹太社区1769年以及1784年发起请愿活动,希望被允许在星期天离开自己的社区,他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试图获得与基督教徒同等的地位”。与之前一样,此类政策某些程度上是异教徒城市居民向当地议会施加压力的结果。尤为典型的是,1788年,一个犹太数学教师获得允许,可以在犹太街外生活和教学。随即,要求撤回他执教资格的呼声甚嚣尘上。而1795年,一名犹太医生(在社区外执业)的请求则遭到了断然拒绝。这些基本上出于同样的原因——7个著名犹太商人在一封联名信中明确提到了这些原因——有关犹太人在节假日以及星期天在社区外行走的规定在1787年并没有出现什么松动,甚至更为严格了,因为此时推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身份证制度:
作为人类,每个犹太人拥有与别人相同的权利,要求其元首提供保护也是正当的。不幸的是,较低层次的阶层仍然束缚于他们父辈的偏见之中,即怀疑犹太人是否与他们一样是人类。他们用各种方法虐待犹太人,许多老年人似乎很乐意看到自己的儿子虐待犹太人。士兵们甚至也卷进了这种迫害潮流之中。他们会利用新制度作为各种迫害行动的手段吗?是的,他们以犹太人的衣着、发型、胡须等方面最为细小的差异为借口,在犹太街的大门口实行最为严厉的检查。只要发现最细小的差异,他们就逮捕这个犹太人,然后像对待窃贼一样把他押到兵营里去。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部 金钱的先知 第一章 家族生意(4)
这种固执的歧视不仅仅是因为祖上的偏见。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异教徒的商业团体固有的担忧,他们害怕获得自由的犹太人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挑战。像犹太街这样的贫民窟也能出现数学教师和医生的事实,揭示了犹太文化的一些重要事实:它并不像外界看起来那么封闭。歌德鼓起勇气进入犹太街时,他发现犹太人“也是人类,勤奋而且乐于助人,而且不得不崇敬有些看似顽固的习俗,通过这些将自己与传统联系在一起”。尽管——可能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艰难,但法兰克福犹太人从文化上来说根本不是一个低等阶层。
当然,犹太街的文化对于像歌德这样的异教徒来说是陌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文化,生活的节奏仍然由宗教法典《哈拉卡》主导着。每天早晨和傍晚,男人们都会在“敲门人”(他用一个锤子敲每家的门)的召集下在教堂里做祷告。根据一个英国旅行者回忆,安息日“在他们的祈祷书中是用非常美妙的词语描述的,‘一位新娘’以及她的欢迎方式,一周接着一周,这是种婚礼般的仪式。洁白的衣服铺在地上,灯也被一一点亮向她表示敬意。再破旧的住处也笼罩着一层节日的气氛”。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这条小巷中3个初级学校以及希伯来语大学的教育是比较保守的。孩子们学习阅读《圣经·旧约》的前五卷(Torah),这是摩西教育法的基础;然后学习赖希(Rashi)评论;最后是犹太法典,这是有关宗教仪式规则的希伯来语评论和辩论集。犹太街有自己的消防站和医院,有自己的墓地以及向穷人提供帮助的志愿机构。
尽管犹太街被高墙围困,尽管犹太启蒙运动对其产生的冲击有限(相对于柏林地区来说),但是它的文化远不是孤岛式的。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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