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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就是仁义；最普遍的性格就是豁达。

从关里到关外，难！但若是有幸跨过雄关，从辽西冲进吉林甚至伊犁，那生活就变得豁亮透亮了：关东本为黄土，盖因几千年来群雄逐鹿中原，使得关东逐渐沦为囚犯的放逐地的代名词，继而人迹寥寥，养得水美地肥。清兵入关以来，努尔哈赤又因风水的讲究严守关外，防止外人惊扰龙脉，使得关外更加荒凉。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关外的土地成全了：出了山海关，你随便开垦一片荒地，从脚踩之处开始往下挖，三五尺内，除了清一色的黑土之外，绝对见不得一丝杂色，翻出来的土块儿松松的，夹着一股腐草的沉香，让人闻过为之深深沉迷。　首发土质好，种出来的庄稼更是一棵赛着一棵地俊俏挺拔，只要你一副规矩的庄稼把式，再稍稍在地里撒些汗水，一年辛苦劳作三四个月份，喂饱肚子是绝没问题的。

于是在生的诱惑之下，山东人纷纷从关里逃出来了。而去往关东的路并不是那么好走的，闯关东说到底就是一场赌博，一场无可奈何而又无法拒绝的赌博。赌赢了，一家人有了生计，活命的事情就解决了。关东地大物博，只要跨过山海关再前行个三四百里，随便开垦一片新土，拿一捆粗树枝插在地上一拦，方圆五里八里都是你的地盘；倘若赌输了，那没得说，除了给众多的新坟添加一掊新土之外，没人会记得你叫张三还是李四。所以但凡能在山东勉强过活的，一般都不会冒险选择闯关东，除非你不走就要饿死。

闯关东的难题除了‘行’之外，还有一个‘居’的问题。关外不比关里，虽然地广人稀不假，但自然条件太过恶劣，从吉林往东，直至哈尔滨的漠河和黑河县，往东五百里、往北三百里范围之内，一年大约五六个月份都是在寒风与白雪的斗争里渡过的。天气刚杀冷时，皮衣和皮袄要马上换上，迟一点儿就要被冻出内伤来，赶上过年那几个冷月则更要多加三四个小心，一缸淡水放在外面超过一个时辰就要成冰砣子，若是家里有个男孩儿，则一定要吩咐他在屋里尿尿，为啥？怕尿在半空凝成了冰碴扎坏了话儿。

鉴于闯关东行的规模和结果，它已不单纯是家族迁徙了，它更是国运之变迁。纵观始皇嬴政之后，虽天灾人祸绵绵不绝，可却从未有一次迁徙能够像闯关东这样恢弘浩瀚，这壮阔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政局的尴尬和悲凉，当权者的无能和畏缩。

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在大清外交饱受欺凌的同时，朝廷的内患亦是危机重重：三年的大旱天气又让山东的麦田里彻底绝收，就连老鼠都饿得往外省逃了。许多在先前还犹豫不决的山东人终为形势所迫，舍弃了家中的几亩薄田，踏上了这条生死未卜的不归路，把性命完全交在老天爷的手掌心儿。当时有一首歌谣唱得好：“关东好，遍地宝，一路走来家人少；关东神，遍地坟，三人出来没两人”，其中措辞虽有夸大之嫌，但因为闯关东而闹得家破人亡的也确实大有人在。

时值光绪卅年，日俄开战在即，山东半岛在德国人的统治之下已然到达了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境地，随着形势的危急，闯关东的灾民日渐增多，我与洪胡二人恰逢重返关东之际，也有幸见参与到这莽莽的壮举之中。一路的行路见闻除了让我体味到百姓生活之苦外，我更多想到的，是我以及这个国家的命运。提到自己，其实早在一年之前，我的理想还是相当简单肤浅的：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快挖参暴富，然后携着家小静玉风风光光地返回京城去过公子哥的生活。但这一年的见闻让我成熟许多，也明白许多，现在的大清国势已是苟延残喘，个人纵然富有黄金万两，可在外国人面前仍是一条戚戚的丧家之犬，没脸抬起头来。正所谓是，国之不存，家何谈焉！

提起政局，平心而论，这一年的远游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当属隐居滇中勐马小镇的孙文先生了，在未见到他之前，我觉得自己尚数标新立异之人，思想上虽未敢说走在前列，但也决不迟钝僵化。可自从与他交谈的第一句话开始，他身上那股优雅的王者之气就无声地从每根汗毛里渗透出来，将我包裹得严丝合缝，让我紧张得我喘不过气来。他的眼神犀利而又平和，谈吐不快但句句有力，丰厚的学识和广阔胸襟让我还没等开比就矮了半截，那是一种俯瞰众生的姿态，一股隐忍不发的锐利，谦逊而又自信过人。我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了，或许超不过孙黄二人的力度，但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小富即安。

可思考良久之后，硕大的疑问又陡然而生：想做大事固然是好，但我有什么资本呢？我没有孙文的学识、没有黄兴的尚武、更没有方家的财力和势力，我只有两本奇书、一身风水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