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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目前的形势，大东亚圣战日本已有必胜的把握：

（2）你应该立刻发表通电，脱离蒋政府，加入大东亚共荣圈，勿再犹疑；

（3）日本方面已准备好相应的武器、弹药、物资和现金，你如能马上表明态度，日方立即交付“联币”300万元，步枪1000枪，作为礼物。至于“汾阳协定”中所要求的一切东西，因数目太大，当分期陆续交付。

以上说法究竟哪种更为确切，因未见到文字档案材料，尚需进一步考证。

在休会期间，阎锡山的警卫人员在村外望见山路上有许多人马向安平村而来。阎锡山听此报告，误认为日军因会议没成功，要用武力威胁，遂循小道不辞而别。当日方得知阎已离会而去，遂将准备当场交付阎的1000支步枪和600万元联币，原物运回。安平会议破裂。

此次会议，“双方各有目的，颇有‘鸿门宴’的味道，日方的伪善面孔，仍掩藏不了它的蛮横与阴狠，……会谈遂不欢而散。”

这样，阎锡山被迫与日军进行的安平会议，虽曾希望“吉庆平安”，可是没想到，他既未得到汾阳协定中所要的东西，也未从日军手中得到新的收获，结果会谈破裂仓促而逃，安平会议不平安。事后，蒋介石认为阎锡山是晋文公，“谲而不正”。

安平会议破裂后，阎锡山与日军谈判暂时停止。日方为了扩大宣传，向阎锡山施加压力，把阎锡山与岩松握手的照片（因阎晃动，面目不清，日军在太原找到阎便衣照底片进行一番拼凑伪造）印成传单，用飞机向重庆、西安等地散发，企图煽动蒋介石派兵讨阎。阎锡山得知后说，抗战开始后我就没穿过便衣，如何能和日本人穿便衣照相呢，这完全是日本人的捏造，“纯系威胁”。

二、与日勾搭（17）

经过安平会议，日方安达和花谷正判断阎锡山暂时将继续采取观望的态度，因而重新研究对阎工作的方针，上报日军中央统帅部批准执行。这个方针全文如下：

第一、方针

对伯工作今后的指导方针，应坚持我方严肃态度和适应机宜的各种策略，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给以更大的压力，从而使“伯”迫于现实，痛感焦虑，终于不得不放弃年来的梦想，而在适当的条件下屈服，与我进行合作。

第二、要领

一、适时通告废除基本协定。

二、日军在表面上要坚持不以“伯”为对手的态度。

三、加强对山西军的经济封锁，并迫使驻汾南的第34军等撤退到汾北山区等，以加强对“伯”的压迫。根据情况，解除该部队的武装，以及分化瓦解山西军的部分队伍。

四、如“伯”提出请求，应相机行事，经批准后可以重新签订切实可行的合作协定。

据此，日方判定“与阎进行交涉，不强行加以武力压迫与经济封锁相结合，则难以达到目的”。5月17日，岩松义雄通告阎锡山，废除与晋绥军签订的停战协定，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并且要求阎锡山将汾河以南的晋绥军撤到汾河以北。

阎锡山则坚决不从汾南撤军，因为如果将晋西主要产粮区——汾南让给日军，晋绥军将“不战而亡”。于是日军开始进攻汾南，在稷王山一带将晋绥军第34军击溃（军长王乾元负伤，暂编第54师师长王凤山阵亡），并扬言进攻吉县。同时，日军对晋西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并对晋绥军进行分化瓦解。

1943年之后，由于形势的变化，阎日双方关系重趋缓和，恢复了物资交流。1944年1月，日军为满足阎锡山“剿共”与“征粮”的需要，允许阎派4个师移驻浮山、安泽地区。同年秋，阎锡山派其心腹朱绶光长驻太原。之后，日阎双方虽保持着联系，但无积极的进展。1945年4月12日，阎锡山在蒋介石授意下，派其前任参谋长朱绶光赴太原与日军秘密联络。

客观地说，阎锡山与日勾搭，不过是为了利用日军罢了，不能视为投降。1943年赵戴文病危期间曾对阎说：“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回答说：“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绝不会走他们的道路”。赵欣然地说：“那我就放心了。”　这段对话表露出他与日勾搭的目的是为了“利用”的真实想法。

而台湾学者说，阎锡山“将计就计”勾搭日军，“虚与委蛇”，只是“手段稍微有些变通，从日方得到物资、金钱和军事装备，先壮大实力，以后再见机行事”，甚至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战术谋略”，则未免过于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