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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嫌吵声太大。中国的市井小民就是如此，容得下麻将却容不下足球场。那两次“新民晚报杯”就是在没处可去的情况下报的名。参加“新民晚报杯”最头疼的事情是要学校盖章、班主任同意，真不晓得是校长、班主任在踢球还是我们在踢球。第二大头疼的事情是取队名，要让人一听就精神抖擞，像什么“小白兔”队、“大花狗”队肯定是拿不出门的，对手看了会笑得影响比赛，“申花”队被人先用了，叫“花生”队也未尝不可，什么“超人”、“梦幻组合”都是拿得出门但叫不响的名字。我们球队的名字就暂且不说了，以免贻笑大方。

“新民晚报杯”其实就是暑假里没事干出场汗换个“国籍”而已，但是有些习惯在经历了那么多场比赛后始终不曾改变，像罗星中学晚钟声里五角钱一瓶的汽水。

韩寒五年文集

文学啊文学

这个题目嫌大了。以往老师教导我们时说，写文章切入口要小。题目开这么大，必定谈不透彻，除非我写《中国文学史》，可是已经有游国恩和骆玉明两位教授编过两部中国文学史，所以在此不谈文学只感叹文学。

前些日子，许多对我的评论都说我是一个对文学痴迷的孩子，那说明人们不了解我。我对足球痴迷，对篮球痴迷，对美术痴迷，对摄影痴迷，对旅游痴迷，对吃拉面痴迷，但不对文学痴迷。我觉得对文学痴迷未必是好事，就像对一个女孩子痴迷就不可能发现她的缺点。对文学要清醒，只要会写字谁都可能是作家。是不是作家，二分靠才华，八分靠机遇。君不见如今中国文坛上这么多写文章狗屁不通或顶多刚通的所谓作家在矫情地虚伪地故作深沉地故作幽默地故作幼稚地赚稿费吗？学余秋雨的、学泰戈尔的，就没一个自己的。

我在初中时，余秋雨刚开始走红。一个小子有一天宣布说他在家苦练有果，把余秋雨的文章学到了手。看他的文章只见铺天盖地的排比句和闷死人的深沉。那又如何，学得再像也就是余秋雨风格，况且又学不像，顶多是个余春雨或余秋雪之类。不过那已经很令人欣慰了，至少还有人热爱文学。

进了高中后，发现市重点里喜爱文学的又少了一些，当然看琼瑶的书例外。尽管琼瑶和我遭遇相同，都留过级，但是这不能作为不讨厌的理由。在留级者的队伍里，替留级族撑面子的恐怕只有黄永玉、蔡志忠和我了。只是我不懂，为什么琼瑶、黄永玉、蔡志忠和我都是搞文学或画画的，没一个是数学家。

第一次高一，我们同班的同学没有人在文学上有较高的觉悟，只有一个同学莫名其妙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在一本杂志的刊中报里。文章是在初中写的，几经辗转，有着和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一样曲折的经历，最终发表，虽然这篇文章毫无影响，发表和没发表一个样，但毕竟是处女作，令她难忘。

第二次高一时，遇上几个志同道不合的人，一个叫金丹华，大名是在我刚进新高一寝室时听到的。当时有人向我介绍一个语文甚是了得的小子，介绍时金丹华正背对着我，一副末世杀手的样子，可谓神龙见尾不见首。令我汗颜的是，我把他的名字听成“鸡蛋黄”，颇为不尊。此人便是我的那篇《那些事那些人》中的“蚊子”。“蚊子”热爱文学而且积极上进，严格要求自己，正朝着“四有”新人的目标大踏步。听我一次寝室夜谈后，他恨自己书读得太少，便苦心钻研各类书籍，成果喜人。从他口中冒出来的人名，我一个都没听说过，自卑不已。

另一个是八班的谭旭东，其貌不扬，像难民营里跑出来的。原本是卢湾区的，自封卢湾老大，开口闭口脏话。一次听说我会玩玩文字后，竟跑过来说要和我联手写小说。我说你连誊我的文章都不行，谭旭东竟说他发表过诗歌。我怎么看他都不像个写诗的。他拿来一样珍藏的宝贝，是1998年上海版的《少年文艺》，诗写一株水仙花，写得挺像首诗。谭旭东对文学可以说是如痴如醉，整日构思文章，见我就说：“韩寒，你知道吗？我写了一篇关于你的文章。”见一次面说一次。他上次来我们寝室终于说了一点新鲜的东西，说“我发现所说的新概念大赛就是要以新取胜”，被我们异口同声骂废话。

谭旭东最近又有新诗问世，诗经“蚊子”之口传入我的耳中，大意是这样的：

每天晚上

我仰望着天空

飘渺的星空给了我无边的思索

还有灵感

于是乎

我会写几首诗歌

于是乎

我的诗歌经常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