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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下跪。不问而知，这又是历史的一种反刍；从本质上说，倒是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大关系的。

国家问题成为民族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伯林发现，通过军事征服，或某种非正义的压迫手段使一个民族受辱时，通常会造成民族主义的反应。他把这种反应称作“嫩枝弯曲”现象，意思是说，弯曲的嫩枝是会反弹回来的。因此，国家总是利用民族的集体创伤，激发民族主义情感，作为维持自身凝聚力的一种方式。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民族与国家两者很难从历史和地域的联系中断然分开；对于现代性发育不健全的、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的民族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大抵倾向于爱国主义宣传，却具有更大的盲目性、煽动性和有效性。它被赋予政治力量的各种主题，如民族解放，民族荣誉等，而为政府或别的政治运动所利用，借以动员民族成员的热情及调动众多的社会资源，以支持它们的具体目标。当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民族主义特别有利于国家权力集团统治合法化，这是可以肯定的。

鲁迅对民族主义与国家行为的结合的危险性，表现出高度的警觉。他一直反对以“种族”、“民族”的大概念掩盖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一再强调说国家的统治者是不能代表民族的，要看民族的筋骨和脊梁，只能看“地底下”。这有点像西哀耶士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说的，“第三等级”便意味着民族。这是现代的民族观念，革命的民族观念。这种观念，明显是敌视现存的国家秩序的。在爱国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之际，鲁迅及时揭露政府所宣扬的“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对左联内部如何家槐等宣传统一战线，而把岳飞等当作“民族英雄”来鼓吹的做法，也作了批判和矫正。岳飞，作为中国历史上惯见的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的是有关国家与民族关系的陈腐的价值原则，对此颂扬还是批判？这着实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鲁迅把问题提了出来，并且加以颠覆；然而，他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回应，完全被民族主义的噪音淹没了。

2。关于新口号

无论民族或国家，既然存在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因此，必然同样存在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不同的道德规范。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这是事实，是鲁迅反复强调过的。所以，要讲“统一战线”，他认为只能是被压迫者的统一，民众的统一。当然，民众或大众的概念还可以扩大，但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扩大到包容压迫者，因为本国本族的压迫者同外国外族的压迫者是一气的。从清党至今的众多青年民众的流血毙命的事实，足以支持这个判断。这段惨痛的历史不是可以轻易抛弃的，抛弃之后，必然招致更大的惨痛。这是鲁迅对于“统一战线”的意见的道德论基础。中国几千年是一个主权在君的国家，愚民政策的结果，使得民众从岳飞时代直到现在，都把“精忠报国”当成普遍的道德信条，何况现在又到了“还我河山”的时候。胡适——知识界的“胡羊”——明确地把中央政府看作国家的代表，说：“一个党国的政党的主张便成了一国政策的依据，便是一国的公器。”问题是，包括知识界在内，“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简直无人察觉所在的是“党国”：“保卫祖国”就是保卫党国。这个严重的悖论，不能不使鲁迅意识到隐藏在“统一战线”中的危机：“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可是，除了这样的人民，抗战的希望又在哪里呢？

统一战线成了政治和军事实践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诸如国家、民族、党派以及民众的具体态度；对个人而言，则与基本的政治伦理观念有关。鲁迅通过赞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以及对它所作的阐释，通过撰写的关于压迫者、“忏悔者”和“奴隶”的大量文字，相当清楚地表达了个人对于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和斗争的意见。这些意见，固然不同于周扬等“国防文学”派，其实与冯雪峰和胡风也并不完全相同。冯雪峰等注入新口号里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的关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而鲁迅所要强调的，则是国家主权或革命主权对人权的问题，这是很不一样的。他是彻底的人权主义者，他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奴隶的解放；不管做同族的还是异族的奴隶，只要是奴隶，他说都不要做，要做的只能是“人”。

当胡风的文章挟带一个新口号发表以后，立刻遭到“国防文学”派的大规模的反击，著文的不但有徐懋庸、周扬等，连远在东京的郭沫若及左联支部也参与进来，加入反对新口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