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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还前后几次提到五四，其中一篇举出当年的新文化战士刘半农的例子，说他当了北京大学招考的阅卷官，一次从国文卷子上发现了一个错字，就来做打油诗，挖苦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但是在五四时候，提倡白话的人们中间，写错几个字是不以为奇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他说，其实这是“反刍”。

所谓的《文选》《庄子》之争，本质上是新文化新思想与旧文化旧思想之争，是五四斗争的一个继续。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谈”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辩护。此外，还写了《服尔泰》、《“杂文的艺术价值”》等文，向鲁迅放了一通暗箭。鲁迅并没有正面回应，他知道，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代表，不是几篇文章或是一场论辩可以解决问题的。在给青年朋友姚克的信中，他有一段总结的话说：“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

在论争中，施蛰存过于纠缠于枝节，而放弃根本性问题的探讨，因为这种态度，鲁迅称为“洋场恶少”。后来，他得悉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在官方组织的书报检查的会议上有“献策”之举，这样也就更为憎恶；在私人通信里，干脆称为“卑怯的叭儿”。

4。来自“同人”的攻击

鲁迅在结束同创造社以及梁实秋的论战，加入左联以后，曾经有限度地介入一些集体性的讨论和论争，如对“第三种人”，“旧形式的采用”，“大众语”问题等。介入或不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在他那里是经过严格的选择的。比如，他放过胡秋原的“自由人”理论，而抨击苏汶的“第三种人”理论，这态度便很微妙；在左翼批评家看来很一致的理论在他那里却有了区别。又比如，由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一十宣言》引起的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广泛讨论，他却认为“以不大十分研究为是”。其实，文化界许多重大的论争，他都不感兴趣。大约在他看来，这些所谓论争是有党派背景的，宗旨在于“宣传和做戏”，而并不在理论本身的探讨。他执著于由自己选定的斗争。除了直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文化专制主义，抨击受到官方保护的学者和文人之外，他倾全力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和清理工作。然而，正当他专注地在壕堑里作着战斗的时候，却遭到了同一营垒内部的袭击。这种近于“内奸”的行为，是最令他愤怒而且痛苦的。过去，对立的是个人与社会，虽然有左翼和右翼，都是迎面而来的势力，不像现在加入了“组织”，而竟有了内外之分。他开始尝到自己种的苦果子了。

杨邨人之类构不成什么问题，因为究竟以叛卖的行径先行告白了自己。1932年底，当鲁迅从北平省亲回来之后，文界便盛传他将出版一本名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的书，所谓“五讲”，是指在北平期间做的五次讲演；“三嘘”所嘘者，即是杨邨人、梁实秋、张若谷。杨邨人自1933年初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左联之后，发表过《给鲁迅的公开信》，鲁迅亦仅一篇公开的答信也就算完，真所谓“一嘘了之”。在此前后，他接连遭受到别样的攻击，诬陷和歪曲，然而种种，竟都来自所谓“同人”。一是文学社的傅东华，二在左联方面则有廖沫沙和田汉。他们对鲁迅发动的袭击，可以说属于同一性质；鲁迅的回击并不太费力，而且那结局，都是以他的胜利告终的，然而，事情对他内心的伤害，却是非常深重。

1933年2月，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来沪，鲁迅应邀参与了接待。为此，《文学》杂志第二号发表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的文章：《休士在中国》。其中写道：“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于7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女士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时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在这里，鲁迅成了“名流”，而且同其他中国名流一样，有种族歧视的倾向！对于这种人格上和思想上的侮辱，鲁迅气愤不过，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并要求公开发表。信很短，但是严厉而坚决。“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