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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以摧残为事业的“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官派检查员”，鲁迅是十分痛恨的。这类家伙，大抵是文界的败类，在他们为官方所利用，做定了检查官之后，仍然会与旧日的“文探”、“文痞”、“文氓”相勾结，所谓文坛上的事件，往往缘此而来。正如鲁迅总结的那样：“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是发表在英文月刊《现代中国》上的一篇暴露较为全面的文章，其中写道：“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糊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但也有别样的检查员，鲁迅在信中写到：“听说，检查的人，有些是高跟鞋、电烫发的小姐，则我辈之倒运可想矣。”对于“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者”，鲁迅在书信中多次勾画他们的嘴脸。如1934年8月31日致姚克：“出版界也真难，别国的检查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同年11月28日致刘炜明：“现在当局的做事，只有压迫，破坏，他们那里还想到将来。在文学方面，被压迫的那里只我一人，青年作家吃苦的多得很，但是没有人知道。上海所出刊物，凡有进步性的，也均被删削摧残，大抵办不下去。这种残酷的办法，一面固然出于当局的意识，一面也因检查官的报私仇，因为有些想做‘文学家’而不成的人们，现在有许多是做了秘密的检查官了，他们恨不得将他们的敌手一网打尽。”1935年2月4日致杨霁云：“禁止，则禁止耳，但此辈竟连这一点骨气也没有，事实上还是删改，而自己竟不肯负删改的责任，要算是作者或编辑改的。”凶险，阴暗，虚弱，主子和奴才是一样的德性。早在1931年，鲁迅便著文指出，统治者“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然而，他向世界宣布说：“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

在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恶辣的文化政策的时候，鲁迅常常“算旧账”，“刨祖坟”，把古今的反动力量勾连到一起。如《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诸篇，就是专门剖析明清文字狱档的。他要让青年读者明白，中国的统治者及士大夫文人，是历来如此的。他们通过文化上的结盟，掩盖历史，肆意涂改和伪造历史，钦定经典，垂范将来。结果呢？他指出：“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种种的“治心”“箝口”法，都一例无改于改朝换代的结局，那就是专制统治的覆亡。

以鲁迅这样的反抗政府的有影响的人物，必然最先感受到出版界的这种压力。他说：“经验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一定要得到文力的征伐的。”所谓“武力征伐”，指的是通缉、恫吓、不得已的隐匿与逃亡；而“文力征伐”，除了众多“覆面的英雄”的各种造谣攻击之外，就是整个的出版审查制度的压迫。而且是愈到了后来，压迫则愈甚。什么“自由”与“人权”，是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体会到它的实质的，所以，他决不会花费口舌，与直接或间接掌握他的自由与人权者去讨论这类问题。

1932年12月26日致信张冰醒说：“现在行止颇不自由，也不很做文章，即做，也很难发表”；到次年底，致信山本初枝时，则说是：“我的全部作品，不论新旧，全在禁止之列。当局的仁政，似乎要饿死我了事。”后来不在日报上投稿，只应付杂志约稿，而且为此不得不做得更“含糊”，更“晦涩”，更“吞吞吐吐”，结果还是不行。例如像他自己说的，有一篇短文，“是讲旧戏里的打脸的，毫无别种意思，但也被禁止了”。《病后杂谈》的被删，是他多次提到过的，“被检查官删去四分之三，只存开首一千余字”，即“只剩了一个头”。《病后杂谈之余》，也都是删之又删的。还有《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发表时被删掉了后半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篇中，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即被删除。《脸谱臆测》不准发表；《阿金》则“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