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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专横的势头，是值得研究的。国民党政府力图摧毁一切反对派的力量，压制不同意见，扼杀自由思想。这场徒劳的保障个人权利的运动，是由已故孙中山的支持者中间的几个自由主义者所领导的。”首倡者是孙中山的###宋庆龄和###蔡元培，鲁迅胡适林语堂等也都加盟其中。民权保障同盟宣称，它不是政党，只是一个争民权的组织，不专为一党一派效力。对已被政府定罪的人，不加歧视，努力保障他们的人权。显然，民权保障同盟是借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一词，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践踏人权的独裁政治的。孙中山的“民权”，基本上停留在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那里，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却使人权问题在中国第一次具有了西方人权观念的实践意义。

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开展过各种卓有成效的活动，如营救陈独秀等###，丁玲、潘梓年等共产党人，还有其他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调查南京监狱状况，声援各地争取人权的斗争，抗议希特勒派的###的暴行等，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平时，鲁迅不出席###，也不参加会议，包括左联的会议，但在接到民权保障同盟的会议通知时是一定先期而到的。在抗议政府和争取人权问题上，他是变得愈来愈激进了。由于政府的压迫，总盟和分会的十多个执委或者转向，或者消沉，或者敷衍应付，后来骨干分子只剩下四五人，这中间就有鲁迅。

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突然遭到暗杀。杨铨死后不久，同盟的活动便告中止；经过大半年的挣扎，一个民间团体也就在白色恐怖中被扼死了。

在杨铨入殓的当天，鲁迅不顾朋友的劝阻，同许寿裳一起前往万国殡仪馆。他走时不带钥匙，实际上已经做好了随时遭遇不测的准备。接着，谣言四起，报纸还披露了一份“钩命单”，每个名字下面都注有代号，而他和杨铨的代号正好相同。鲁迅致信朋友说：“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但他推断，此种恫吓，其中至少有一半乃“文氓”所为，所以决定不搬家，不避居，继续他的没有团体的战斗。

5。鲁迅与胡适的分歧所在

继上海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后，北平成立了分会，胡适被推举为分会的执委主席。后来，在释放###，以及监狱的考察等问题上，他与总盟的意见发生了分歧。首先，他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反对总盟关于释放###的主张。文章说：“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前日报载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的话，这正是一个好例子。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和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鲁迅注意及此，曾特地托请台静农将这篇“攻击民权同盟之文章”找到寄给他。在与《字林西报》记者谈话时，胡适还继续指责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并且认为，政府“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胡适的这些言论，哪里像“英美派”的自由主义言论呢？在英美，反对政府倒是并不构成犯罪的。胡适如此为反动政府张目，分明将英美的“自由宪章”中国化了，法西斯言论庶几近之。鉴于胡适这种反对会章，攻击会务的表现，总盟临执会曾两次致电要求他作出解释并公开更正，他没有答复。为此，民权保障同盟开会通过决议，开除了他的盟籍，这就是费正清叙述说的，“正如往常那样，胡适作为北京头号自由主义公民不得不就此后退。”

比较胡适一流学者，鲁迅没有那类论人权一类堂而皇之的论文，但是，他的宣言，他的记叙文，文化随笔，更不必说杂感，几乎都在说人权主题：压迫和反抗。关于人权问题，鲁迅确实在著作中形成了一套反理论型态的理论。第一，中国的人权问题其实是奴隶权问题，奴隶的解放权问题。他从来不是抽象地谈说人权，或照搬西方的人权理论，包括与此相关的系统宪政理论，而是从做奴隶这个未曾改变的事实出发来讨论问题的。生命是穷人的惟一的资本，这个观念在他那里是最基本的，十分坚牢，所以，他的那个著名的公式，即生存、温饱、发展的“三阶段论”，要把生存摆在首要的位置。在他的大量的著作中，常常结合着文化传统批判，揭露中国是一个随意诛戮的死地。当然，所谓的“生存问题”，还不能被仅仅化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