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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利的似乎是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因为这些国家采纳了西方的*和市场经济理念。于是，便努力将这些国家纳入西方俱乐部，比如让俄罗斯进入八国集团，让其他国家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美国的想法不一定是这些国家的想法，因此，美国无法左右其他国家的行为。

“9·11”之后，美国权力实施的有限性令人深感不安。当时，帕斯夸尔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他意识到美国和欧洲之间开始显现的裂痕。全球化的黑暗面开始打击美国，美国也准备反击。　欧洲旁观，一方面表现出同情，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忧虑。但是美国和欧洲从未就全球范围应对跨国恐怖主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到了2004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指示帕斯夸尔在国务院内组建一个跨机构办公室，负责冲突后的重建和稳定事务。这时，美国政策声明的言辞发生了变化。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宣布，无能国家对美国的威胁大于强势国家。但是，这类言辞并没有使美国采取行动，主动对能够增强国家能力的国际组织加大投入。

帕斯夸尔、斯特德曼和琼斯在讨论建立新的联合国和平建设委员会会议上会面。当时，联合国和华盛顿情景出现了高度的相似性。全球性挑战成为联合国政策声明的言辞。但是，这些言辞也没有变成改革政策或是加强能力建设的政治行动。改革现状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原因是这些建议被视为不切实际的奢侈想法。

我们三人离开当时担任的职务之际，有着一种相同的感受：人们建立的国际制度能够也必须取得更好的结果。从一开始，我们就试图换一个视角去思考美国对外政策，这样一个视角能够更好地反映全球化的相互依存世界。我们相信，现在出现了一个历史性机遇，使美国利益能够与解决全球性问题结合在一起。我们相信，美国政策要想成功，就必须得到全球各国政府的支持。所以我们提出了政策建议，希望这些建议既能得到美国两党的支持，也能得到世界各国的支持。　。　想看书来

《权力和责任》　前言（3）

这样，我们就设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如果在制定美国对外政策的时候不将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和需求考虑在内，事情虽然会容易得多，却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反之也一样：如果在全球范围内讨论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不将美国的利益和需求考虑在内，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侈！）我们得益于两个卓越的咨询委员会的指导。一个是美国国内的两党咨询委员会，另一个是国际咨询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富有经验的领导人，他们认真思考过世界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怎样才能改革国家政策和国际组织这类问题。我们在华盛顿、纽约、英国的迪奇雷公园（Ditchley　Park）、新加坡和柏林召开过咨询委员会会议。咨询委员会成员也安排了我们与政府官员、对外政策界知名人士、非政府组织的讨论，在欧洲一些城市、新德里、北京、东京、多哈、墨西哥城，在联合国都组织过这类讨论。我们还与非洲在华盛顿和纽约的代表进行了磋商。在美国，我们会见了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也会见了美国总统选举班子里的对外政策顾问。在美国和国际上，知名专家阅读了我们对威胁的具体分析和政策建议，知名对外政策学者则全面审读了本书的手稿。

我们用了一年半的实践，同时构建了美国国内和全球范围的两个对话平台，讨论当前存在什么威胁、安全性质发生了什么变化、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才能使世界更加和平、主权的意义是什么、美国在世界上需要发挥什么作用等诸多问题。同时顾及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对话讨论，比仅仅在美国国内进行讨论要困难得多。但是，全球范围内的对话使我们相信，在2009年，美国新总统应当提出一个全球合作的大胆思路，一个能够得到世界支持的思路，一个基于国家负责任行使主权的思路，一个通过国际合作应对跨越国界、对全球构成严重威胁的思路，包括核扩散、内战和失败国家、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传染病以及全球贫穷等问题。

本书是“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的第二个产品。第一个产品是《行动纲领》，于2008年11月出台。《行动纲领》的依据是本书的分析，为奥巴马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在2009年和2010年得到采纳，目的是加强国际合作、应对跨国威胁。一旦这些政策建议能够付诸行动，就会开始建立一个我们在本书中设计的那种国际秩序。

在首次召开的20国集团会议前几天，我们发布